孔子和孟子思想有什麼不同

2021-06-07 05:47:27 字數 6545 閱讀 2269

1樓:匿名使用者

孔子與孟子思想上有不同,孔子重視克己復禮為仁,凡事都要符合禮,合禮了一切就好辦了.而孟子認為君王治理國家要以民生為重.民貴君輕.

2樓:匿名使用者

(一)治民思想比較

孔子認為,上對下的基本原則是「君使臣以禮」(《八佾》孔子語)。所謂禮,即孔子所謂「周因於殷禮」、「殷因於夏禮」的禮(見《為政》),亦即夏代草創、殷代發展、周初成熟的宗法制度。孔子主張「克己復禮」(《顏淵》)也就是維護、恢復周初的宗法制度。

它的關鍵有兩條:一是各級統治者世襲,即所謂「大人世及以為禮」;二是上級領屬下級,長輩領屬晚輩,即孔子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顏淵》)。這是治民法寶。

在「大人世及」的前提下,」君君,臣臣」,等級森然,則是孔子思想和一生言行的大綱。而貫徹這個大綱的方法則是「正名」。為此,他還曾跟子路吵過架:

「野哉由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無所措手足」(《子路》)。孔子如此重視的「名」,就是爵位、官階、身份、名號,它和當時習稱為「器」的政權同等重要,他說:

「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左傳·成二年》)。

有了「大人世及」和「正名」這兩件治民法寶,就不至於爭天下、亂名分、動干戈。至於大人們是否聖明,小人們是否能活下去,那就只好聽天由命了。不過,孔子力求完善,對統治階級提了好多高雅的建議,設計了一套居高臨下的治民手段。

1.王侯們要行德政。他說:「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為政》)。

2.當政者以身作則。他說:「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顏淵》)。

3.政刑與德禮並用,德禮是上策,政刑是下策。他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為政》)。

4.對下民要先「富之」,後「教之」(《子路》),目的是為了「使之」。他說:「小人學道則易使」(《陽貨》)。

5.役使人民要合乎義理,適於時令。他說:「其使民也義」(《公冶長》),又說:「使民以時」(《學而》)。

孔子的這些勸諫如果確能生效,則周室將代代如文武周公,年景也一如「小康」,可惜當權者殊不愛可憐窮人,故厲王**有之,幽王淫政有之,小康之治亦成畫餅,且孔子奔走呼號一生也無濟於事。孟子因其教訓,則政論有所改觀。

孟子先將孔子的禮治學說改造為「仁政」主張。禮治的軀殼是宗法制度,禮治的目的在「君君」,即以忠君為目的,以親民為手段。歷史的經驗是忠君之民常有,而親民之君罕見。

於是孟子在戰國時代的君主社會中,率先屏棄了以責民為主的禮治口號,提出了以責君為主的仁政主張,表現了宗主社會意識形態轉變為君主社會意識形態的社會思潮。

「仁」在孔子的學說中是一個普遍的道德範疇,以「愛人」為主要內容。孔子認為仁人少見,連自己也不敢稱仁;孟子則硬要把仁塞給當政者,並設計了一套祥雲救旱的仁政方案:

1.恢復井田制,輕搖薄賦,什一而稅。他說:「夫仁政,必自經界始……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

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膝文公上》)。果能這樣,自然是周初的小康世界;但在戰國這已經是不可能的了;所以孟子為梁惠王設計的是另一種方案:

2.控制民人的產業,使百姓能活下去,他說:「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梁惠王上》)。這樣的要求往往也難於實現,於是孟子又降低了標準:

3.不要殺人,要收攬民心。他說:「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矣」(《梁惠王上》)。得了民心還要妥善管理,於是孟子又提出了行政細則:

4.選賢任能,明賞信罰。他說:「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公孫丑上》)。

孟子的治民思想如得以實現,戰國則成了「理想國」,然而人君卻以他的言論為「迂遠而闊於事情」(《史記·孟荀列傳》),讓他永遠飄在天上,「仁政」則未之有也。

孔子主張以責民為主的禮治,孟子主張以責君為主的「仁政」;外表相差甚遠,本質卻大致相同,即孟子所說的「勞心者治人」,真是殊途而同歸的典範。

殊途而同歸是階級社會中所有政治流派的大趨勢。孔子的治民主張符合宗主社會農奴主階級的需要,為恢復和苟延周王室的政權服務;孟子的治民主張符合君主社會地主階級的需要,為鞏固和發展各個新興的君主政權服務,這是殊途。孔孟的治民主張都維護剝削階級對勞動階級的統治,這是同歸。

(二)事君思想比較

孔孟都是忠君論者,他們主張臣民應當對君主敬且忠。孔子曰:「臣事君以忠」(《八佾》);孟子曰「無父無君是禽獸也」(《滕文公下》)。

但是他們所說的都是理想化的君,如文武周公一樣的君,是「親民」的君,對不肖之君和暴君,他們則有不同的態度。

孔子把事君和事父母看作是一回事。「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子罕》),孔子認為是人之大倫。君父有了錯誤、醜行,孔子認為首先要替他們隱瞞起來,他說:

「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子路》)。孔子將這個父子互相包庇的原則也用於事君。魯昭公娶同姓的吳女,於周禮為大惡,孔子卻對學生說昭公知禮(見《述而》)。

孔子作《春秋》,屢用曲筆,《公羊傳》指出孔子「為尊者諱,為親者違,為賢者諱」(《閔公元年》),《穀梁傳》指出孔子「為尊者違恥,為賢者諱過,為親者違疾」(《成公九年》)。孔子為君長隱惡的目的,一則是怕招禍而明哲保身;二則是避免小民仇君慢長而叛亂。

在為君長隱惡的前提下,孔子認為忠君應當犯顏直諫,以正君行。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憲問》),意思是說不要欺瞞君主,應當知無不言,犯顏直諫。

他稱讚殷紂王的三個忠臣能不顧個人安危榮辱而諫君:「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微子》)。

這三個人的忠誠態度是不一樣的,尤其是微子諫而不聽則走,實在算不上真忠,但孔子則給了最高的評價「仁」,說明孔子的忠君思想是有限度的。他的行為也說明了這點。據《孔子世家》載,齊贈魯女樂、文馬,魯君與季桓子三日不聽政,孔子乃不諫棄官而走。

走則可也,弒君則萬萬不可。陳恆殺齊簡公,孔子沐浴而朝,請魯哀公出兵討伐(見《憲問》),這說明孔子在忠的理論方面,雖小德有所出入,但「大德不逾閒」(《子張》)。

然而,為出仕的理想能實現,孔子卻不免於圖謀不軌。陽虎叛亂,勸孔子出仕,孔子曰:「諾,吾將仕矣」;「公山弗擾以費叛,召,子欲往」;佛肸以中牟叛,「召,子欲往」(《陽貨》)。

這說明孔子的忠君思想必須在頑強的節制下才能維持貞操。或曰:孔子想參加叛亂的理由是「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陽貨》)。

然而這卻是藉口,孔子周遊列國求仕,唯獨不求周天子;孔子謀叛的真正目的被子路問出來了,子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陽貨》),孔子也要吃飯哪!

孔子事君思想的要點是:忠於賢明的君主,勸諫不肖之君,離棄不納諫之君,隱君之惡,救君之危,儘量不叛君。孔子一生忍辱負重,清心寡慾,力求言行一致,終於沒有失大節。

孟子雖秉承師教,卻並不如此斯文。

孟子對當時貧富懸殊、攻誠略地的社會現象深惡痛絕,他指斥當時的君主是「率土地而食人」、「率獸而食人」(《梁惠王上》)。他認為「春秋無義戰」(《盡心下》),當然可以引申為春秋無義君。孟子對這些不肖之君的態度略同於孔子,他說:

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萬章下》);而對那些暴君,孟子則一反孔子的溫和態度而異常激烈:「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萬章下》)。迫君易位,一般被認為是大逆不道,但孟子為他找到了依據,他說:

「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己也,復歸於毫」(《萬章上》)。

允許不肖之君改過復位,是伊尹的創造,孟子則把它發展成為理論,表現了孟子還沒有離開忠的軌道。但對那些不可救藥的暴君,孟子就要造反殺君了。齊宣王問武王伐紂殺君可否,孟子回答說:

「賦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梁惠王下》)。孟子對這樣的暴君,不但主張殺,還主張剝奪其名號,諡之曰**民賦,與孔子的觀點比較可謂小同而大異。

小同,是指忠君歸宿相同,大異,是指忠君的途經殊異。

然而孟子決不是反對等級制,他僅是主張等級差別不要太懸殊,窮人也能活下去而已;活下去是為了供養上等人,維持社會的繁榮,他曾說:「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又說:「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滕文公上》)。

他自己也是這種精神的典型體現者。孟子游學稷下,領爵大夫,生活奢華,其母之喪,「棺槨衣衾之美」,連魯君都眼紅(見《公孫丑下》),孟子卻捨不得分財減少一下「野有餓殍」(《梁惠王》孟子語)。在孟子看來,糟糠樑肉各得其所,正是所以事君之道。

孟子的事君思想顯然比孔子進步了。孔子的事君思想侷限於禮的模式、規範,教條死板;孟子的事君思想則生動活潑,表現出開放的傾向、重民的傾向、競爭的傾向——誰好忠於誰。這些傾向顯然是社會經濟發展的結果。

(三)上下互制思想比較

孔孟都認為上下級應當互相制約。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其言外之意便是:

君使臣不以禮,臣事君便不以忠;臣事君不以忠,君使臣便不以禮。孟子的態度則更明朗,更激烈,他說:「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離婁下》)。

這種等價交換的人際關係原則,就是一種社會約束。

孔子的約束器是禮。禮本是一個倫理學範疇,當禮作為一個政治學範疇,作為一種約束器來維繫君臣民關係時,孔子也稱之為「度」。據《左傳·昭廿九年》記載,晉鑄刑鼎,孔子曰:

「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所受之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

貴賤不愆,所謂度也……今棄是度,而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守?

貴賤無序,何以為國?」孔子認為貴賤不愆,名分不亂就是度,和禮的內涵一致,所以度就是禮。在孔子看來,唯有度是君臣民以序遵守的;舉國上下都行之以度,謙恭好禮,等級森嚴,貴有業守,賤有勞作,自然國祚長久。

在孔子看來,刑法不是君臣民和衷共濟的約束器;因為貴人不用守法,賤人守法尊刑鼎而不尊貴人,所以刑法不能調和君臣民的關係。孔子為實現他的小康政治理想,便在倫理學的旗幟下大講其禮,以禮代度求治。他要人們「克已復禮」,要人們「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他要臣民和君主都講禮行禮,他包羅永珍地說:

「為國以禮」(《先進》)。但孔子的禮實在太無能了,就在孔子的家鄉、禮樂之邦的魯國,昭公失禮,三桓政變,國君奔死它鄉;繼而三桓失勢,陪臣擅權,陽虎、公山不狃叛亂;民間則有「苛政猛於虎」(《禮記·檀弓》);以至孔子奮鬥一生也未能改變「禮崩樂壞」的局面。於是孟子改弦更張,以「仁」作為君臣民的共同約束器。

孟子首先把仁分給每個人一份,他說:「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告子上》);又說:「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盡心上》)。

這樣,孟子就給每個人找到了行仁的理由,並且找出了求仁的捷經——勉之強之以行忠、寬、恕之道。剩下的就是人們能不能勉強行仁的問題。於是孟子又提出了行仁的好處:

「仁者無敵」(《梁惠王上》),「行仁政而王」、「仁則榮」(《公孫丑上》)。孟子又指出不行仁政的壞處:「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離婁上》)。

孟子期望這樣周密的說教會使貴人、賤人一起守仁,互相約束;豈不知人們發現強權和暴力比仁更奏效,於是孟子的約束器「仁」,便被束之高閣。

孔孟不同的約束器反映了他們師徒不同的性格,也反映了兩個時代不同的社會風尚。禮是客觀的東西,孔子尊重客觀,反映了他謙虛謹慎、屈從現實的性格,反映了春秋時代人們對傳統現實流連因循、對新生潮流徘徊觀望的社會風尚。仁是主觀的東西,孟子尊重主觀,反映了他自信自強、追求維新的性格,反映了戰國時代人們對新政流弊懷疑挑剔、對未來幻景躍躍欲試的追求精神。

這也是社會經濟發展所決定的,春秋時代生產力相對落後,故人們的心理怯懦保守;戰國時代生產力相對提高,故人們的思想開放大膽。

兩種風尚,兩種性格,兩種約束器,標誌著兩個古代哲人的殊途;維持社會秩序、約束人際關係的共同目的可謂同歸。再三殊途同歸的邏輯能給我們什麼啟發呢?

(四)儒家政治的基本規律

孔孟是儒家學派的先師,他們的政治思想在君主社會中始終佔統治地位。中國君主社會的政治可以說是儒家政治,或者說是儒學為主的政治。孔孟政治學說及其演變、對比,能大致體現出儒家政治的基本規律:

1.人主至上。孔孟二人由於時代的侷限性,不知道自己分屬宗主社會和君主社會,他們只是簡單地知道人要有王有主,人主至上,天經地義。孟子雖然提出了「民貴君輕」的主張(見《盡心下》);但這僅是一個動聽的口號,「貴」和「輕」的意義已經發生了變化,民之所以「貴」,是因為「保民而王」(《梁惠王上》),是因為沒有民就沒有至高無上的王。

這比君「貴」的民少交一點賦稅孟子都不讓。據《告子下》記載,白圭欲二十取一,孟子則認為這樣錢不夠花,「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

這就說明孟子政治思想的總綱還是人主至上。在這種人主至上思想的影響下,中國君主社會皇帝至尊,主宰一切,形成了一條基本政治規律。

2.籠絡大多數。孔孟由於歷史的侷限性,不知道什麼是階級,他們只是簡單地知道王之下有君子和小人,知道「小人學道則易使」(《陽貨》),「無野人莫養君子」(《滕文公上》),「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陽貨》)。正因為他們知道小人的份量,所以很注重收攬人心,籠絡大多數。

孔子主張「泛愛眾」(《學而》),孟子主張「善教得民心」(《盡心上》)。在這種重民思想的指導下,歷代皇帝都知道籠絡大多數,如設立科舉、捐納,發放賑濟等等;以至許多農民起義軍「只反**,不反皇帝」。可見這籠絡大多數是儒家政治的又一條基本規律。

3.民本思想誘導著社會前進。在孔子的言論中,已隱隱約約地表現了一些民本思想的萌芽。孟子的民本思想則相對濃厚。

正是在這種進步的思想潮流中,出現了人人思奮、百家爭鳴的局面。此後,儒家每每以民本思想約束**、指斥**,民眾則每每以等貴賤均貧富的平等思想聚眾起義,這也是民本思想生息、運動的效應。中國歷史發展表明,民本的意識始終在誘導著社會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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