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的起源是什麼

2021-08-04 09:41:00 字數 4556 閱讀 9296

1樓:

有關漢語起源的論述

盛 諫

最先提出漢語起源於直接擬聲(象聲)的學者可能是章炳麟(1868-1936,號太炎)。他在所作《國故論衡•語言的緣起說》中主張:“語言不憑虛起,呼馬為馬,呼牛為牛,此必非恣意妄稱也”並找出了漢語中的許多象聲詞作為例證:

“何以言‘鵲’?謂其音‘即足’也(按‘即足’為反切法表音);何以言‘雀’?謂其音‘錯錯’也;何以言‘鴉’?

謂其音‘亞亞’也;何以言‘雁’?謂其音‘岸岸’也…”現在大家都承認漢語中有不少象聲詞,“象聲說”是語言起源理論之一,但象聲只能指稱發聲的事物,範圍有限,非發聲事物如何指稱?

最早用例證說明漢語詞字‘音近義通’現象可能是梁啟超(1873—1929)。他在2023年寫的《從發音上研究中國文字之源》(見梁啟超,飲冰室合集之三十六,p.37,中華書局,1936) 一文中列出了許多說明‘音近義通’的例證,如聲旁為‘戔’的十七個字“皆含小意”,“凡用‘dee’之一音符所表示者,總含有在下之意或含有由上而下之意。

”“以上所舉八十三語皆以‘m’字發音者,其所含意味,可以兩原則概括之:其一,客觀方面凡物體或物態之微細闇昧難察見者或竟不可察見者;其二,主觀方面生理上或心理上有觀察不明之狀態者。”在今天看來這些都是間接擬聲(音義聯覺)的例項。

最早提出聲象表義的可能是陳澧(1810~1882)。他在《東塾讀書記•小學》(見陳澧,東塾讀書記,三聯書店,1998)一文中說:“蓋天下之象,人目見之則心有意,意欲達之則口有聲。

意者,象乎事物而構之者也;聲者,象乎意而宣之者也。…如‘大’字之聲大,‘小’字之聲小,‘長’字之聲長,‘短’字之聲短。又如說‘酸’字如口食酸之形,說‘苦’若口食苦之形,說‘辛’字如口食辛之形,說‘甘’字如口食甘之形,說‘鹹’字如口食鹹之形”。

顯然這些例證很牽強,有點類似西方十八世紀的‘叮咚’語言起源理論的那些想象出來的例子:“bye-bye(再見)是用雙脣和舌分別揮動的口勢象徵著揮手再見”(見crystal, d. 1997 the cambridge encyclopedia of language,p.

291,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second edition),難以令人信服。

趙維森提出象聲表意是漢語生成的基本法則:“如果說漢字的基本生成機制採取了象形表意的方法的話,那麼,漢語的基本生成機制則採取了象聲表意的方法。”“漢語的象聲表意法可分為直接象聲表意和間接象聲表意兩種形式。

”直接象聲表意法有三種情況:1.“對自然界和人事界各種聲響現象的語言指稱”,即“以聲象聲”,產生大量擬聲詞。

2.“對人類感嘆行為的語言指稱”。3.

“對具有聲音屬性的事物的語言指稱”,“如‘火’之讀音如野火‘呼呼’之聲”,“‘金’之讀音如敲擊金屬之聲”。間接象聲表意法有二種情況:1.

“一般通過發音時特定的口形或氣流在口腔中的不同運動方式來類比事物的運動狀態,以此實現對事物的指稱”。如“‘打’指強有力的動作,故發音也較用力,且聲音洪亮;‘殺’的動作結果是屍首分離,發音時上下牙齒由合而分開,口形由小變大;‘聚’的運動結果是由散而合,故用嘬口的發音方式象徵聚的結果…” 2.“因發音會引起嘴部和臉部肌肉的運動變化,所以,特定的發音方式往往伴隨著相應的表情;而且發音方式不同,音調的風格也迥然相異。

正是通過特定的發音方式與表情神態和音調風格的結合,使得事物的一些抽象屬性和一些非實體性現象也能通過象聲表意的方法加以把握,予以命名。這是漢語的象聲表意方式最為曲盡其妙之處。如“愁”隱藏於心靈深處,人之有愁,則表情呆滯,眉頭緊縮。

而愁音正是發自喉頭深處,且發音時表情恰如罹愁之態。“樂”意為心喜,其發音輕鬆且呈喜笑顏開之表情…”(見趙維森,象聲表意——漢語生成的基本法則,人文,2023年10月第九十四期,香港)直接象聲 原本比較明確,提出任意性的鼻祖索緒爾也未能否認,漢語生成的研討的重點應在間接象徵。此文為間接象聲表意法提供的例證正如作者所述“最為曲盡其妙”,作為藝術描寫可以( 西方語言學界通常將這一類象徵例入修辭類),作為語言起源的科學**想象因素未免太多些。

例如“愁”發chou音時有罹愁之態,那麼如果要解說“仇”字呢?有仇恨之態?同一發音怎能有不同之態?

李海霞:“聲象是我們使用的一個新概念,它指聲音對意義的象徵作用,或雲聲音的象徵義。在一種語言中,哪個聲音(包括音素、音素組合、單音節、雙音節)表示哪類意義,常有一些固定的搭配關係,這就是聲象。

聲象來自原生詞。當某個造詞者把一個自認為“合適”的音同一個意義結合起來的時候,最初的聲象就出現了。但這時它是個人的和偶然的。

當第二個人仿擬該詞造成一個意義相關的新詞時,一種約定俗成的聲象就誕生了。人們自覺不自覺地將有關意義歸到此音或近似此音的符號之下 。”後來她做了兩個命名實驗,又進行了邏輯推理“我們既然承認孳生詞的產生來自對母詞的模仿,為可不能承認原生詞的產生也來自某種模仿?

人對客觀萬物的認識都循著由已知達未知的路子,惟原生詞的創制例外:音義任意結合,這個說不通。”(見李海霞,漢語動物命名研究,p.

237,巴蜀書社,2002)

朱文俊在《人類語言學論題研究》一書中轉述(未指明出處和時間):“帕蓋特(richard paget)在漢語、波利尼西亞語和閃語中發現了大量所謂動作意念詞(gesture symbolism)”,“他認為這些詞反映了發音器官模仿外部世界動態與輪廓的能力,而且交際本身似乎就起源於整個人體姿態體現原始生活基本動作的一種體系,發音器官的肌肉只不過把這些姿態微縮化罷了,換句話說,肌肉運動導致的發音產生了意念化的話語,如‘卡’就是以舌根在喉部的收縮呈現物體的受阻狀”(見朱文俊,人類語言學論題研究,p.39,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2000)。

他接著寫道:“人皆有表達之慾望,在表達中起關鍵作用的是人體各發音器官,如舌、脣、牙、顎、聲帶等,它們在多感官綜合感覺因素的支配下,往往有意或無意地對自然界事物形狀、特徵或聲音進行模仿,在這種再現行為中所產生的聲音自然會與被模仿物有著某種聯絡,具有一定的象徵性。這種聲音不再是任意的,如同文字元號一樣,是人類規定的。

自然,與意念有關聯的聲音,乃人類表達鎖鏈(自然物——感官——綜合感覺——發聲器官——模擬聲音——自然物再現)的一個環節。”“關於漢語母音和子音的象徵意義,試舉如下諸例:1.

體積 發音時,舌位靠後,口腔大且氣流渾厚者或有時伴以鼻腔共鳴者,形體大,如[a][o][u]母音及其組合”;“而舌位靠前,口腔變窄且氣流纖細者,形體則小,如[e][i]母音及其組合(按原則[e]象徵體積大於[i]的)”。“2.性別 男女起名在選詞上既要看詞義,也重音質。

男兒要表現雄偉、剛毅、勇武等,則挑響亮、渾厚、有氣勢的音,如[a][o][u]及其組合音,間或夾帶鼻音”;“而女兒家則要顯示清秀、柔順、純淨等,故應選清脆、悅耳、柔和的音,發音時口形小,以[i][e]與其他母音或清子音組合為主”。“3.動態 a.

噴發狀 發音時,氣流受脣、舌、牙、齦等器官的阻塞,從而急促噴出口腔,由此產生的音往往象徵與空氣或液體有關的人的突發行為或自然界的急促運動”。“b.摩擦狀 發音時,外出氣流因舌、脣肌肉運動而受阻,由狹窄的口腔縫隙中壓擠或擦擠出來,這樣產生的摩擦音常象徵受壓擠物體的運動或運動中的物體(或人體)接觸表面的各種情況”。

“c.開閉狀 …一般腔大口闊的音象徵擴充套件狀,而腔小口窄的音象徵收縮狀”。“其他型別還有一些,譬如舌頭後縮,雙脣緊閉,氣流受堵後壓出鼻腔,這樣產生的音形容悶氣狀”。

4.形態 a.中空體 舌根攏起,雙脣先閉,口腔中空,氣流先後從鼻腔和口腔噴出,由此形成的音象徵某些容器”;“也有由舌尖與上齒齦封住氣流,使之從鼻腔和口腔中噴出而產生的音,…它們也有同樣的象徵意義”。

“b.上下位置 有些音通過舌尖、舌面或舌根的攏起和下落象徵物體位置的高低”。(詳見朱文俊,人類語言學論題研究,p.

40,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2000) 以上二說,意思相近:發音器官有意或無意地對自然界事物形狀、特徵或聲音進行模仿。 模仿行為產生的聲音與被模仿物有著某種聯絡,具有一定的象徵性。

蔣善國在說明形聲字“聲符兼義並且就是它的語源的這類”時寫道: “人類發音機官的運動跟思想有密切的關係。大概發音器官運動時,至少要發生兩種感覺:

一是觸覺,例如脣跟脣的接觸,舌跟齒的接觸等。二是運動感覺,例如舌的上下,口腔的開閉等。接觸的部位有廣狹、程度有寬緊,遂發生種種不同的觸覺,每一種觸覺附帶著一種微細的情感;每一種運動感覺也附帶著一種微細的情感。

這兩種情感都直接地表示出意義。由於人類用口勢擬意,出現了語音。語音的成立,一方面是有了概念,一方面是有意地使用了口勢。

到概念詞出現時,在築成它的勞動生活的基礎上,積累的經驗習慣,使口舌的擬勢行動依著概念詞所屬的勞動型別而作出合適的姿態。表現甚麼概念,就作出什麼口勢;有甚麼口勢,就發生甚麼聲音。概念近的口勢近,口勢近的聲音近,所以‘音近義通’。

語源或音根便在口勢擬意的過程中形成了。例如雙脣遮口,氣從鼻出的口勢說出些遮蔽、模糊等的音字,雙脣相打的口勢說出些相碰、相合的音字,雙脣相分的口勢說出些相分的音字,舌前上打的口勢說出打擊、挺進的音字,,舌前上擠,摩擦氣流的口勢說出細小、散碎的音字,舌前上按,氣從鼻出的口勢說出貼近、按入的音字…。”隨之他以此分析梁啟超所舉八十三語皆以‘m’字發音作為例證(見蔣善國,漢字的組成與性質,p.

258,文字改革出版社,1960)。

蔣善國(1898~1986)曾任清華大學研究院導師梁啟超的助教,繼承 並發展了梁啟超的音近義通說的研究。 《漢字的組成與性質》寫成於2023年,可能是明確提出語音起源於口勢擬意的第一人。由於他的研究重點在文字學,用“口勢擬意”說明音根為何音義相關,因此他可能不關心語言學對間接擬聲的討論,也未能進一步與語言起源聯絡起來。

文革初期我因迷於“文字改革”,查閱並抄錄了許多文字學資料,注意到這部分內容。近年來**語言起源和語詞理據的文章發表了不少,好像還沒見到提及蔣善國先生的這項工作成果的。特此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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