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樓：陽光語言矯正學校
出自《古詩源 卷五 魏詩》
《古詩源》是唐之前古詩最重要的選本，由清人沈德潛選編。「詩至有唐為極盛，然詩之盛，非詩之源也。……則唐詩者，宋、元之上流，而古詩又唐人之發源也。」（沈德潛）故而編選此書。
沈德潛（1673～1769），字碻（què）士，號歸愚，長洲（今江蘇蘇州）人，祖籍浙江吳興。清代詩人。
子恆詩有文士氣,一變乃父悲壯之習矣.要其便娟婉約,能移人情.這句話的含義是什麼?
2樓：我大情聖
子恆的詩作有文化人士的氣息，一舉改變他的父親悲痛雄壯的習氣。需要他的簡便整潔委婉簡約，能夠改變人的情緒。
3樓：君君璇華
糾正一下，是子桓huan二聲，不是恆heng二聲
求曹丕雜詩譯文
4樓：花果山山
《文選》李善注此詩說：「於黎陽作。」並以為作於伐吳之時。
從曹丕執政以後的情況看，他曾率大軍二次南征孫權，經過黎陽（今河南浚縣），魏在西北，吳在東南，從詩中「吹我東南行，行行至吳會」等句看來，此詩似乎是南征時借浮雲的隨風飄蕩以比喻征夫的被迫出征，表現對戰亂的厭倦情緒。但此說證據不足，吳景旭《歷代詩話》曾駁之，以為曹丕雄才且有智略，必無可能作此詩以示弱子孫權，取笑於劉備。此外，魏伐吳至廣陵（今江蘇揚州），在長江北，而吳會指當時的吳郡（治所在今江蘇吳縣）和會稽郡（治所在今浙江紹興），在長江南，曹丕臨江觀兵而還，並無至江南事，故此說難以成立。
又，吳淇《選詩定論》、張玉谷《選詩賞析》等則以為詩乃作者早年時疑懼其父曹操欲立曹植為世子而作，亦似牽強。今人餘冠英等則以為是遊子詩，寫漂泊不定、客居異鄉的抑鬱痛苦和強烈的思鄉之情，從詩的內容看，此說較為可信。 作者所處的時代，戰亂頻仍，人民飽經動亂之苦。
很多人或因戰亂饑荒而流浪在外，或為兵役徭役所迫而離鄉背井。作者即有《於清河見挽船士新婚與妻別》等詩，以反映此類現象。可見遊子的懷鄉，思婦的怨別，乃是當時普遍而突出的社會現象。
因此，此詩亦不是一般的懷鄉之作，而是從一個側面反映戰亂給人民帶來的痛苦。 詩以浮雲比遊子，前六句寫浮雲的遭遇。「西北有浮雲，亭亭如車蓋」，發端即落到所詠的浮雲。
一「浮」字充分顯示了身不由己的處境，「亭亭」二字描繪浮雲的聳立而無所依靠，暗示遊子的孤獨無依，為下文的「東南行」埋下伏筆。次四句是首二句的繼續，仍就浮雲落筆，寫其飄泊流宕的遭遇。「惜哉時不遇，適遇飄風會」，寫其生不逢辰，遭遇亂世，並自然地引起「吹我東南行，行行至吳會」的飄泊流落的遭遇。
需要指出的是，這裡乃泛指遊子從西北飄泊到東南，有些古代論者根據「吳會」二字而去坐實地名以尋求更深的含義，則是不可取的。 「吳會非我鄉，安能久留滯」二句，點明思鄉的主題，是此詩關鍵性的轉折，開始由上文的敘事轉入抒情。句從王粲《七哀詩》其二：
「荊蠻非我鄉，何為久留滯」變化而來，並暗含王粲《登樓賦》：「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之意，以浮雲的口吻，抒發客居的厭倦和對故鄉的深切思念。結尾二句「棄置勿復陳，客子常畏人」又一次轉折，點明客子的身分，感情更深一層，從反面抒發了不得迴歸的抑鬱痛苦。
句學《古詩十九首·行行重行行》之「棄捐勿複道，努力加餐飯」而稍有變化。前一句既是客子的自我安慰，說既然身不由己，流落異鄉而無法迴歸，那麼這種思鄉之情還是不說的好。同時又是客子的反語解嘲，暗含欲棄不能之意。
後一句則說己既不願復陳，所以不願人問其鄉貫等情，而人若問之則勢必作答，將更增其痛苦耳。然而愈是抑而不說，毫無疑問地將會更增加主人公強烈的思鄉之痛。以壓抑的情調作結，表現了無可奈何的悲哀，耐人尋味，有餘音嫋嫋不絕之效果，真切傳神地表達了客子當時凌亂複雜的內心世界。
在藝術上，此詩有兩個顯著的特點。一是結句的換韻，戛然而止，音調促迫，和客子當時達到高潮的痛苦壓抑的心情正相吻合，對整詩的氣氛起到了較好的渲染烘托作用。此詩和曹植《雜詩》之二的結句換韻方式，在當時乃是首創，顯示了建安詩人們大膽的創新精神和多變的創作手法。
另外，此詩採用比物象徵的手法，寫遊子而以浮雲作比，賦浮雲以人的感情，通過浮雲的遭遇，揭示客子的心情。構思新穎別緻，抒情婉轉細膩，有相當強的感染力。沈德潛《古詩源》說：
「子桓詩有文士氣，一變乃父悲壯之習矣，要其便娟婉約，能移人情。」正是指作者的此類詩作而言。[3]
5樓：匿名使用者
以下摘自《魏文帝集全譯》
西北方向有大片浮雲飄來，高達聳立如同張開車蓋。
痛惜我生不逢時，與動盪風波同在。
風波吹著我向東南行走，一直走到東吳腹地。
這兒並不是我的家鄉，我怎能長久滯留。
唉..且把心中憂愁丟開，遊子在人前總歸是無奈。
雜詩基本上都是以遊子思婦為興，寓以某種精神寄託。曹丕這兩首詩很大程度上繼承了《古詩十九首》一類雜詩的寫作手法，用遊子漂泊不定的生活以及對人生的憂愁憂思來寄託書法自己的人生感情。
此書認為是曹丕為五官中郎將時所作。建安十七年，曹操十月發兵南征，第二年正月進佔濡須口，攻破長江西營。孫權率軍抵抗。
此役，曹丕、曹植兄弟皆隨行。曹丕因立嗣之事未定，內心憂鬱。
請對比其他觀點看....
張新起曹丕為何吹噓自己的武功了得？
6樓：呂敬嬌
正因為曹丕本質上是個文人，所以更加自誇其武功。
清人沈德潛說：「子桓詩有文士氣，一變乃父悲壯之習矣。要其便娟婉約，能移人情。」(《古詩源》)
子桓是曹丕的字。
魏文帝曹丕（187年冬－226年6月29日），字子桓，三國時期著名的政治家、文學家，曹魏的開國皇帝，公元220－226年在位。沛國譙（今安徽省亳州市）人，魏武帝曹操與卞夫人的長子[1] 。曹丕文武雙全，八歲能提筆為文，善騎射，好擊劍，博覽古今經傳，通曉諸子百家學說。
220年正月，曹操逝世，曹丕繼任丞相、魏王。之後曹丕受禪登基，以魏代漢，結束了漢朝四百多年統治。
魏文帝在位期間，平定邊患。擊退鮮卑，和匈奴、氐、羌等外夷修好，恢復漢朝在西域的設定。除軍政以外，曹丕自幼好文學，於詩、賦、文學皆有成就，尤擅長於五言詩，與其父曹操和弟曹植，並稱三曹，今存《魏文帝集》二卷。
另外，曹丕著有《典論》，當中的《**》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一部有系統的文學批評專論作品。黃初七年（226年）五月病逝於洛陽，時年40歲。去世後廟號高祖（《資治通鑑》作世祖），諡為文皇帝，葬於首陽陵。
曹丕的詩詞和曹植有什麼不同？
7樓：匿名使用者
1、辭藻修飾不同：曹丕詩詞語言通俗，具有民歌精神；曹植注意辭藻華美，對仗工整，音韻流暢，形成既華麗綺煥又渾厚雄健的獨特藝術風格。
2、詩詞表達蘊意方向不同：曹丕詩歌形式多樣，善於描寫男女愛情和遊子思婦題材；曹植的詩歌內容充實豐富，多慷慨悲憤之氣。
3、表達情緒的手法不同：曹丕的詩詞手法則委婉細緻，迴環往復；曹植詩詞手法直接奔放，昂揚豪邁。
8樓：上官明軒
曹植詩歌的藝術成就
（1）曹植的詩歌廣泛地吸納、融匯前代詩歌藝術，遠紹《風》、《騷》，近取漢樂府和《古詩十九首》，並形成了具有時代特點和鮮明個性特徵的藝術風格。他的詩既有慷慨悲涼之剛健，也有委婉含蓄之柔美，是剛健與柔美的完美結合。鍾嶸《詩品》評價曹植詩歌說：
「骨氣奇高，詞彩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這可以說是對曹植詩歌藝術風格的總的概括。
（2）曹植詩歌加強了多方面寫作藝術技巧的琢磨。善用比興、象徵、寄託的藝術手法，使詩歌的形象更加豐富，感情的抒發更加深婉。講究詞采的華美和對偶的工整，努力錘鍊字句，以增強詩歌的形式美和語言的表現力，並鍛煉出不少的警句。
注意聲韻的和諧，富於韻律美。注意結構佈局和層次的按排，尤其注重開頭、結尾的佈置。
（3）曹植是建安時期最傑出的詩人，被鍾嶸譽為「建安之傑」（《詩品》）。詩歌貢獻最大的是他的五言詩，他是詩歌史上第一位大力寫作五言詩的詩人，現存九十餘首詩中，就有六十多首五言詩，他的寫作完成了樂府民歌到文人詩的轉變，推動了文人五言詩的發展。
曹丕詩歌的藝術特點：
（1）曹丕詩歌最突出的特點就是「文士氣」，雖然其詩是向樂府民歌學習，但是趨向於文人化。詩歌的情感體驗真摯深刻、細膩含蓄，語言清麗工緻、婉轉流暢。正如沈德潛在《古詩源》中所說：
「子桓詩有文士氣，一變乃父悲壯之習矣。要其便娟婉約，能移人情。」曹操的王霸之氣、曹丕的文人之氣，正是人格在詩歌風格上的顯現。
曹丕詩歌的基本風格清麗柔和、深婉細膩、低徊哀怨，但也有少數詩歌寫得雄奇壯大。如《飲馬長城窟行》、《董逃行》。不過，曹丕的詩歌仍有建安詩歌悲涼的特徵，只是曹操是悲而壯，曹丕是悲而婉而已。
（2）曹丕詩歌的特點還體現在藝術形式的創新上。其詩四言、五言、六言、七言、雜言諸體皆備。《董逃行》是少見的六言詩。
《燕歌行》是我國詩歌史最早的一首完整的七言詩，對七言詩發展有重大的貢獻。
9樓：匿名使用者
曹丕、曹植是「建安文學」的傑出代表，政治理想的高揚，人生苦短的感慨，使曹植、曹丕詩歌具有一脈相承的共同風格。但人生際遇的迥異，又使曹植、曹丕詩歌在風格上存在著明顯的差異：
曹丕的詩歌語言綺麗工練，抒情深婉細膩，形成了便娟婉約的纖麗清新風格。
他的抒懷之作，寫得清俊悲涼，帶有擬作性質，然更主要的是藉以抒發戰亂中的一種蒼涼情懷。
曹植的詩歌內容充實豐富，多慷慨悲憤之氣，注意辭藻華美，對仗工整，音韻流暢，形成既華麗綺煥又渾厚雄健的獨特藝術風格。曹植前期的詩樂觀開朗，昂揚豪邁，而後期卻哀傷憂憤，情緒低落。
10樓：陽城幹部
曹丕是第一位寫七言詩的人，曹植延續傳統……
、試述「三曹」詩歌風各有何差異？
11樓：平舒君
曹操詩是學習漢樂府結出的碩果。他採用樂府古題寫時事，比如漢樂府的《薤露》和《蒿里》本是輓歌，曹操卻用來描寫當時的社會現實。又如《陌上桑》本寫羅敷的故事，曹操改為寫求仙；《秋胡行》本寫秋胡戲妻，曹操用來抒發欲乘時努力，早成就霸業而前路坎坷、時勢艱難的感慨。
他的詩繼承漢樂府的傳統，既反映現實，又有很深的感慨，語言古樸率真，所以胡應麟說曹操《短歌行》等詩是「漢人樂府本色尚存」（《詩藪》內編卷一）。他的詩於悲涼之中多有跌宕慷慨之氣，鍾嶸說「曹公古直，甚有悲涼之句」（《詩品》）；陳祚明評其詩 「跌宕悲涼，獨致超絕」（《采菽堂古詩選》卷五）；馮班評其為「慷慨悲涼」 （《鈍吟雜錄》）。如其《步出夏門行·龜雖壽》：
清人沈德潛說：「子桓詩有文士氣，一變乃父悲壯之習矣。要其便娟婉約，能移人情。
」（《古詩源》卷五）曹丕的新變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個人情感的抒發。曹操是亂世英雄，所抒之情大都與歷史命運感和平定天下的抱負有關，曹丕卻更努力於個人情感的表達。
他敏感而多情，在眾賓歡坐的宴會上，他會突然體會到「樂極哀情來，寥亮摧肝心」（《善哉行》）；而琴瑟滿堂，女娥長歌時，他又會因「為樂常苦遲」（《大牆上蒿行》）而心悲；同樣，日暖花開，谷水潺湲的自然景物，給他帶來的卻是「月盈則衝，華不再繁」（《凡霞蔽日行》）的憂慮。他著名的作品《雜詩》，採用了《古詩十九首》的題材，然而他那「棄置勿復陳，客子常畏人」的體驗，甚至超過了漢末遊子自身的切膚之痛。他對人生中淒涼情感的體驗，是超出於同時代其他詩人的。
二是文人化藝術表現手法的使用與藝術風格的形成，這主要表現在語言的工麗綺練和藝術形式的創造上。曹丕善於選用清詞麗句，配以諧和的音韻，表達他纖麗的情思。在藝術形式上，曹丕也勇於創新，他雖然僅存四十餘首詩，卻是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雜言諸體具備。
其中長篇雜言歌行《大牆上蒿行》，長達75句，三百六十餘字，三字至九字句都有，極盡縱橫開闔之能事。王夫之說：「長句長篇，斯為開山第一祖。
鮑照、李白，領此宗風，遂為樂府獅象。」（《船山古詩評選》卷一）。
曹植的詩確如鍾嶸《詩品》所說：「骨氣奇高，辭采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他既不同於曹操的古直悲涼，又不同於曹丕的便娟婉約，而能兼有父兄之長，達到風骨與文采的完美結合，成為當時詩壇最傑出的代表。
曹植是第一位大力寫作五言詩的文人。他現存詩歌九十餘首，其中有六十多首是五言詩。他的詩歌，既體現了《詩經》「哀而不傷」的莊雅，又蘊含著《楚辭》窈窈深邃的奇譎；既繼承了漢樂府反映現實的筆力，又保留了《古詩十九首》溫麗悲遠的情調。
這一切都通過他凝聚在五言詩的創作上，形成了他自己的風格，完成了樂府民歌向文人詩的轉變。「這是一個時代的事業，卻通過了曹植才獲得完成」。
曹植對詩歌的發展做出了傑出的貢獻，後人給予他極高的評價。鍾嶸《詩品》說：「陳思之於文章也，譬人倫之有周孔，鱗羽之有龍鳳，**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
」謝靈運說：「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獨佔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宋無名氏《釋常談》卷中引）張戒《歲寒堂詩話》說：
「韓退之之文，曹子建、杜子美之詩，後世所以莫能及也。」曹植五言詩對後世詩壇影響很大，誠如胡應鱗指出的那樣：子建「《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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