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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羅馬本是古代義大利的一個城邦,公元前3世紀後發展成為地中海地區的奴隸制強國,經濟繁榮,文化發達。從古羅馬到文藝復興(renaissance),義大利始終是西方文化之源。義大利與中國的文化交流,在歐美諸國中也一直居於領先地位,特別是在中國的元代,兩國問的文化交流進入了一個高潮期。
從13世紀中葉到14世紀中葉的百餘年間,來華的義大利人不絕於途,威尼斯商人馬可·波羅的東方之行,更為這一時期的中西文化交流譜寫了壯麗篇章;明末清初,義大利耶穌會士利瑪竇率先來華,拉開了「西學東漸」的序幕,「西方近代天文、曆法、數學、物理、醫學、哲學、地理、水利諸學、建築、**、繪畫等藝術,無不在此時期傳人;而歐洲人開始譯中國經籍,研究中國儒學及一般文化之體系與演進,以及政治、生活、文學、教會各方面受中國之影響,亦無不出現於此時。」(方豪《中西交通史》)馬可·波羅和利瑪竇,這兩個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至為重要的人物,既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驅,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象徵。
第一節馬可·波羅和《馬可·波羅遊記》
在中世紀的歐洲,地中海的商業**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海外**和商品貨幣經濟的推動下,在威尼斯、佛羅倫薩和熱那亞等義大利經濟最發達的城市,已經出現了資本主義性質的工場手工業。這種早期資本主義生產形式,促進了義大利城市尋求國外市場的商業活動;同時,它也使義大利比其他國家更早地突破了中世紀歐洲的地域限制,去接觸遠離地中海的不同文明。
馬可·波羅和他的家族,就處在這樣的一個歷史背景之下。
馬可·波羅(marco polo)出身於義大利威尼斯的商人世家,父親尼可羅和叔叔馬飛阿都是頗有地位的富商。為了獲得超額的商業利潤,波羅兄弟曾踏著先輩足跡,努力去開闢國外市場。在長期的經商活動中,他們養成了遠走天涯、不畏艱險的性格以及熟悉遠洋航道的本領。
公元2023年,波羅兄弟到達蒙古帝國上都開平府(今內蒙古多倫西北),朝見了蒙古大汗忽必烈並與之建立了友誼。公元2023年,兄弟二人作為大汗訪問羅馬教皇的特使回到威尼斯,此時,馬可·波羅已經15歲。兩年後,波羅兄弟第二次東遊,少年馬可隨行。
他們經土耳其、伊朗,南下波斯灣的霍爾木茲海峽,再經伊朗東部的「特別乾旱」地區,轉向東北,進入阿富汗;然後翻越帕米爾高原,進入中國新疆的喀什,踏上絲綢之路。公元2023年,他們再次抵達上都,向忽必烈遞交了教皇的書信,進一步贏得了忽必烈的尊敬和信任。從此,馬可·波羅便在中國滯留了下來。
在中國的17年間,他的足跡遍及長城內外、大江南北,還曾奉旨出使他國。公元2023年初,蒙古公主闊闊真遠嫁波斯的伊兒汗為王后,波羅一家奉命護送。他們從福建泉州港啟航經越南、馬來亞半島、蘇門答臘、爪哇、斯里蘭卡、印度,把公主護送到波斯呼羅州。
此後。歷時三年,波羅一家才返回威尼斯。2023年,馬可·波羅因為參加了威尼斯與熱那亞之間的一場戰鬥,不幸被俘入獄。
在獄中,他結識了也是囚徒的比薩作家魯斯蒂恰諾,魯斯蒂恰諾將他口述的東方見聞用古法文筆錄成書,即日後舉世傳誦的《馬可·波羅遊記》。出獄後,馬可·波羅在家鄉過隱居生活,直到2023年辭世。
《馬可·波羅遊記》(以下簡稱《遊記》)既是一部遊記,也是一部紀實性的地理書、歷史書。全書分四卷,第一卷記東行到上都的沿途見聞,第二卷專記在中國的見聞,第三卷記述與中國比鄰的日本、越南、印度及印度洋沿岸諸國,第四卷記蒙古諸王國以及北方各國概況。書中所記述的中國情況,涉及政治、軍事、法律、奇聞軼事、風土人情等許多方面。
然而馬可·波羅並沒有像一般旅行家那樣去描繪名山大川的秀麗景色和文物古蹟,也沒有像出巡**那樣去記述行政事務和官場紛爭,而是以極大的興趣記錄了各地的物產、集市、交通、貨幣、稅收等等與商業相關的事物。有人統計,《遊記》中關於商務的記錄,約佔中國部分的1/6以上,難怪曾有歐洲人把它看成了東方的「商業指南」。
在《遊記》中,馬可·波羅不光用大量篇幅詳盡介紹了元朝大汗忽必烈的都城、宮廷、政治、軍事、經濟等情況,而且還記錄了揚州、杭州、福州、泉州等商業名城的商務及物產,以及路途經過的一些中等城市的工商業狀況。其有關地方特產、商店市場、**方式、物價稅率、貨幣折算及金銀比價等等記述,甚至比當時某些中國人的記述還要詳細、具體。這不僅表現了馬可·波羅對商業的特殊興趣,而且還表明他具有豐富的商業知識和在中國經商的實際經歷。
書中較多涉及的珍珠、寶石、香料、食鹽等物品,都是元代色目(元代統治者稱西域各族人及西夏人為色目人)商人所經營的商品。
公元2023年,元世祖忽必烈公開廢棄「蒙古」國號,定國號為「大元」。次年,又宣佈大都(令北京市)為都城。《遊記》對大都(書中稱「汗八里」,突厥語,意為帝王之城)城讚賞倍至,視大都為世界奇觀。
關於這座新城的規模和格局,《遊記》中寫道:「新城整體呈正方形,周長24英里,每邊為6英里,有一土城牆圍繞全城。城牆底寬10步,愈向上則愈窄,到牆頂,寬不過3步。
城垛全是白色的。城中的全部設計都以直線為主,所以各條街道都沿一條直線,直達城牆根。一個人若登上城門,向街上望去,就可以看見對面城牆的城門。
在城裡的大道兩旁有各色各樣的商店和鋪子。全城建屋所佔的土地也都是四方形的,並且彼此在一條直線上,每塊地都有充分的空間來建造美麗的住宅、庭院和花園。整個城區的佈局就像一塊棋盤,其設計的精巧與美麗,非語言所能形容。
」今北京安定門、德勝門外小關及學院路西側,被國家公佈為文物保護單位的「元土城」,就是馬可·波羅所描繪的元大都「土城牆」北城垣和西城垣的部分遺蹟。
元大都城是以金代中都城東北郊的瓊華島及其周圍的湖泊——太液池為中心而規劃的,把雄偉壯觀的宮殿與秀麗多姿的自然景色融為一體,這是元大都最成功的設計思想之一。《遊記》中寫道:「離皇宮不遠的北面距大圍牆約一箭之地,有一座人造的小山,高達一百步;山腳周圍約有一英里,山上栽滿了美麗的長青樹......小山頂上有一座大殿,大殿內外皆是綠色,小山、樹木、大殿,這一切渾然一體,構成了一幅爽心悅目的奇景。
在皇宮北方,城區的旁邊有一個人造的池塘,形狀極為精巧。從中挖出的泥土就是小山的原料......流經該塘的溪水穿出青山山麓的溝渠,注人位於皇宮和太子宮之間的一個人工湖(即太液池)。」這裡寫到的小山,指的就是瓊華島上的萬歲山,山頂的宮殿即廣寒殿。
當時,這裡是皇家御苑,是專供帝王后妃遊幸歡宴之所。
繁榮的大都經濟和富有魅力的東方文化,在《馬可·波羅遊記》中得到了真實的反映。在《汗八里城及其人口與商業》一節中,馬可·波羅這樣描寫他眼中的這個大都會:「汗八里城內和相鄰城門的十二個近郊居民人數之多,以及房屋的鱗次櫛比,是世人想像不到的。
近郊比城內的人口還要多,商人們和來京辦事的人都住在近郊。在大汗坐朝的幾個月裡,這些人各懷所求從四面八方蜂擁而至......凡是世界各地最稀奇最有價值的東西也都集中在這個城市裡,尤其是印度的商品,如寶石、珍珠、藥材和香料。契丹各省和帝國其他地方,凡是值錢的東西都會運到這裡,以滿足來此經商而住在附近的人們的需要。
這裡**的商品數量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多,僅馬車和驢馬運載生絲到這裡的,每天就不下千次。我們使用的金絲織物和其他各種絲織物也在這裡大量生產。」這說明,大都是元代北方最大的商業中心,而且具有國際性質。
元人黃文仲曾作《大都賦》,內中所描寫的大都盛況與馬可·波羅的記述是完全一致的。
經濟的發展為科學文化的進步奠定了物質基礎。元代的天文、歷算,較之遼、金時代,便有了長足進步。大科學家郭守敬注重實踐,長於儀器製造,創制並改進了簡儀、仰儀、高表、窺幾等十餘件觀測天象儀器和玲瓏儀、靈臺水渾等表演天象儀器,經元世祖批准後,被安放在大都東南隅的司天臺上。
他還與王恂、許衡等人合作,共同編制了新曆法《授時歷》,以365.2425日為一年,與地球繞太陽一週的時間誤差僅為26秒。《授時歷》於公元2023年開始實施,歷時達364年之久。馬可·波羅對此給予了充分肯定,在《汗八里城的占星學者》一節中,他寫道:
「他們有自己的觀象儀,上面畫有星宿的符號、時間以及其全年的幾個方位。各派的占星學者每年要考查他們各自的表,以便確定天體的軌道和天體的相互位置。在這裡他們從各種符號的星宿軌上發現天氣的變化,由此預先推測每月的特殊現象。
例如他們預言某月將有雷鳴、暴風雨、**;某月將有閃電和暴雨;某月將有疾病、死亡、戰爭、衝突和陰謀等。」
《遊記》對元大都的宗教、葬俗、飲食、生肖紀年等,也有繁簡不同的記述。由於馬可·波羅僑居中國的時間比較長,因此對中國社會的瞭解相對來說也就比較深刻。一般外國人不易瞭解的東西,他卻能道出其中的奧祕,比如書中對中國人沿襲使用的生肖紀年法的記述:
「大家必須注意,韃靼人是用十二年一週期來計算時間的;第一年以獅命名,第二年是牛,第三年是龍,第四年是狗,如此這般,一直到十二年完全排完為止。所以當一個人被問及生於何年時,他總是說生於屬獅的某月、某日、某時、某刻。這一切都由他的父母詳細記載下來。
他們在十二年的週期完畢後,又回到第一年,如此周而復始,重複計算下去。」儘管書中所記不夠準確,但只要是稍有這方面知識的人,一看便知這裡記述的「十二生肖紀年」指的就是「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龍、巳蛇、午馬、未羊、申猴、酉雞、戌狗、亥豬」的紀歲法。
在記述大都各個方面的同時,馬可·波羅還特意記述了位於大都西南郊的盧溝橋:
離開都城走十英里,來到一條叫白利桑乾河的河旁,河上的船隻載運著大批的商品穿梭往來,十分繁忙。這條河上有一座十分美麗的石橋,世界上恐怕無與倫比。此橋長300步,寬8步,即使十個騎馬的人在橋上並肩而行,也不會感覺狹窄不便。
這座橋有24個拱,由25個橋墩支撐著,橋拱與橋墩都由弧形的石頭砌成,顯示了高超的技術。
橋的兩側用大理石片和石柱各建了一道短牆,氣勢十分雄偉......在橋面的拱頂處有一個高大的石柱立在一個大理石的烏龜上,靠近柱腳處有一個大石獅子,柱頂上也有一個石獅。橋的傾斜面上還有一根雕有石獅的關麗石柱,這個獅子離前一個獅子一步半,全橋各柱之間都嵌有大理石板。這與石柱上那些精巧的石獅,構成了一幅美麗的畫。
這些短牆是為了防止旅人偶然失足落水而設定的。
盧溝橋建成於金明昌三年(2023年),馬可·波羅於2023年離華,就是說馬可·波羅見到此橋時,此橋建成不過百年。如此堅固的石橋在百年之內一般來說不會有太大的變化,因此馬可·波羅描述的當是該橋的最初形制。應該說,這座石橋的大部分形狀與今天人們所能見到的盧溝橋是相符的。
馬可·波羅的忠實描述,使西方人對這座石橋無限神往,因此,在西方,人們至今仍稱盧溝橋為「馬可·波羅橋」。
馬可·波羅是商人,但同時也是中西交通史上最早的海陸兼程的旅行家,他的《遊記》,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史料價值。《遊記》把當時以元大都為中心的中國古代文明向西方人作了展示。書中有關中國的描述,正是元代初年中國社會生活的真實記錄,作為中世紀儲存至今的第一手材料,正可與中國史籍史料相互印證和補充。
比如《遊記》中對忽必烈平息皇叔乃顏叛亂的記述,因其翔實、精彩,曾被瑞典蒙古史學家多桑採用到自己的名著《蒙古史》中。
《遊記》對世界歷史地理的價值和貢獻也是顯而易見的。《遊記》的問世,大大豐富了中世紀人們的地理知識,擴大了人們的視野。2023年馬裡諾薩努託的世界地中加收的地理資料,大部分出自《遊記》;2023年的加泰隆地更是以《遊記》為主要根據繪製而成,成為中世紀最具科學價值的世界地。
《遊記》被譽為世界「一大奇書」,它對中西文化以及科學技術的交流與發展,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馬可·波羅第一次把中國這個遙遠東方國家的真實情況,生動而具體地講述給歐洲人聽。儘管當時生活在中世紀黑暗中的歐洲人,由於長期的封閉和思想僵化,對《遊記》所傳遞的有關中國的資訊將信將疑,甚至有人斥之為虛妄,但《遊記》終因其「奇」而廣為傳播,為眾多歐洲讀者形象地勾勒出一個地大物博、文明昌盛的中國輪廓,令許多人憧憬(chōngjīng,嚮往)。
神往。東方的富庶,強烈地刺激了歐洲王公貴族的貪婪慾望;馬可·波羅的冒險精神,又給了航海家、探險家以啟示和鼓舞。15世紀末義大利航海家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的遠航,不僅發現了美洲新大陸,而且開闢了繞好望角到達東方的新航路,客觀上為東西方的溝通提供了方便。
儘管在馬可·波羅之前,已有如卡皮尼和盧白魯克等歐洲人到過中國,且寫有相關的報告和遊記,但由於種種原因,其作品在很長的時間裡都未能與公眾見面。因此,為歐洲人瞭解中國準備了必要前提的,仍然是馬可·波羅的《遊記》。《遊記》打破了「歐洲便是世界」的神話,把一個有血有肉同時又帶有某種神祕色彩的東方古國呈現在歐洲人面前。
在經過了兩個世紀的沉寂之後,當歐洲的文藝復興運動由萌生而蓬勃興起,《馬可·波羅遊記》引發的興趣和憧憬便變成了對中國的實地考察。17世紀初年,利瑪竇以傳教士身份來到北京,下榻在四夷館。在這裡,來自中亞的穆斯林告訴他,他們把中國北部稱作「契丹」(cathay),這才最終證實《馬可·波羅遊記》中所描述的契丹確是中國。
資訊傳回歐洲,《遊記》的聲譽更高,《遊記》所勾勒的中國形象也更加令人感到真實、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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