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我國財政規模的增長變化趨勢。要有具體的資料哈,謝謝

2021-03-07 04:37:27 字數 5204 閱讀 1318

1樓:匿名使用者

財政部2023年6月12日公佈的資料顯示,5月份,全國財政收入12005億元,比去年同月增加1393億元,增長13.1%。財政收入中的稅收收入10536億元,同比增長13.

7%。1—5月累計,全國財政收入52755億元,比去年同期增加5935億元,增長12.7%,增幅同比回落19.

3個百分點,其中稅收收入增長9.4%,增幅同比回落21.4個百分點。

「財政收入增幅下降是一種正常現象,既是對經濟執行實際情況的反映,也是結構性減稅等一系列政策影響下的必然結果。」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副所長白景明說。從5月份財政收入情況來看,扣除彙算清繳上年企業所得稅增加因素,依然延續了以往幾個月下行的態勢,反映出我國經濟增長的上衝力在放緩。

財政收入增幅回落主要受經濟增長趨緩、企業利潤下降等因素影響

財政部有關負責人表示,5月份財政收入增幅與上月相比有所回升,主要是銀行業彙算清繳上年企業所得稅增加較多。扣除彙算清繳上年企業所得稅增加因素,當月財政收入增長5%左右,其中稅收收入增長4%左右。收入增幅較低,主要受經濟增長趨緩、**漲幅回落、企業利潤下降、實施結構性減稅等因素影響。

從5月份主要收入專案情況來看,企業所得稅4328億元,同比增加996億元,增長29.9%,企業所得稅增幅較高,主要是銀行業去年利潤較高,本月按規定彙算清繳上年企業所得稅同比增加690億元左右,佔本月企業所得稅增加額的約七成。出口退稅972億元,同比多退295億元,增長43.

5%,主要是加快出口退稅進度,促進出口穩定增長。此外,個人所得稅和**交易印花稅同比減少,出現負增長。

前5月財政支出增長22.4%,民生等重點支出得到切實保障

從全國公共財政支出情況來看,預算支出執行管理進一步加強,民生等重點支出得到切實保障。5月份,全國財政支出9165億元,比去年同月增加897億元,增長10.8%。

1—5月累計,全國財政支出41169億元,比去年同期增加7543億元,增長22.4%。

1—5月累計,教育支出6080億元,增長29.1%;文化體育與傳媒支出560億元,增長15.9%;醫療衛生支出2358億元,增長31.

4%;社會保障和就業支出5419億元,增長13.1%;住房保障支出997億元,增長35.8%(其中保障性安居工程支出558億元,增長71.

7%);農林水事務支出3530億元,增長27.1%;城鄉社群事務支出3139億元,增長31.9%;節能環保支出658億元,增長34.

9%;交通運輸支出2566億元,增長50.1%。

「財政收入增長已進入下行通道,財政支出特別是民生領域的支出卻依然處於上升過程中,這種收支矛盾是今後一個時期應該重點注意的問題。」白景明認為,今後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財政收入實現以前那種大幅增長的態勢可能性不大,但實現各項民生目標需要的財政支出還要大幅增加。

因此,專家提醒,今後特別需要加強對財政支出的管理,使有限的財政資金能夠真正發揮最大的效益,並注意加強稅收徵管,為財政收入的穩定增長提供保障。

2樓:匿名使用者

世上不只一個國家,需要國家強就要適應的組織一些事,如果做不到,還要其它的國家怎配合。

試分析我國財政收入增長變化的趨勢

3樓:匿名使用者

經濟發展水平是制約財政收入規模的根本性因素。e68a84e8a2ad62616964757a686964616f31333332623966

我國自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實行改革開放以來,財政收入絕對規模持續增長,且呈先慢後快的階段性特徵。1979-2023年,全國財政收入從1146億元增加到3483億元,年均增長規模為179億元,年均增長率為8.4%;1992-2023年,全國財政收入從3483億元增加到38730億元,年均增長規模為2517億元,年均增長率為18.

2%。財政收入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也經歷了一個先降後升的變化過程。1979-2023年比重總體上呈現不斷下降的階段,財政收入佔gdp的比重從28.

2%下降到10.3%。1996-2023年是比重呈現持續上升的階段,財政收入佔國內生產總值比重從10.

4%上升到18.3%。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財政收入佔gdp的比重呈先先降後升的變化過程,是與我國財稅改革總體策略緊密相關的。

保證財政收入持續穩定增長是我國的主要財政目標之一。

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我國明確地提出了經濟改革的目標是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各項經濟改革全面。按照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總要求,進行分稅制財政體制改革和工商稅制改革,規範**與地方、國家與企業之間的利益分配關係,調動**和地方連個積極性,建立財政收入的穩定增長機制。同時,要強化財政稅收管理工作。

只有這樣才能夠保證財政收入的持續快速增長和財政收入佔gdp比重的穩定提高。

分析我國財政收入的規模與支出的規模結構有哪些問題

4樓:零界網路科技

根據瓦格納法則等對財政支出規模的一般性描述,財政支出規模(或者說,財政支出佔gdp比重)的發展變化的一般趨勢是隨著人均gdp的增長而上升,達到一定水平則相對穩定;同時,由於各國國情的不同,因而不同的國家以及同一個國家的不同發展時期,這一比重的高低也是不同的。我國財政支出佔gdp

比重的發展變化有本身的特殊性。

改革開放後我國財政支出絕對數除1980、1981兩年負增長外,其餘年份都是增長的,而且增長速度不算很慢,財政支出增長率基本上是一條波折上升的曲線,有的年份波折度較大。但財政支出佔gdp比重的執行則是另外一種情形。2023年以前,由於財政支出增長速度慢於gdp增長速度,導致財政支出佔gdp的比重一路下滑,2023年才停止下滑,2023年開始回升,而且回升速度較快。

因此,改革開放後,我國財政支出佔gdp比重執行的曲線呈現先逐年下滑而後又逐年回升的特徵,這種發展變化的趨勢體現了經濟體制轉軌時期的特徵。

在經濟體制改革前,我國財政支出佔gdp的比重是比較高的,這是由當時的計劃經濟體制決定的。一方面,實行「低工資、高就業」政策,在gdp的初次分配中,個人所佔的比重較小,同時許多個人生活必需品由國家低價乃至無償供給;另一方面,國有企業的利潤乃至折舊**幾乎全部上繳國家,相應地,它們的固定資產和流動資金投資乃至更新改造投資都由國家撥付。簡而言之,在改革前的社會主義經濟中,國家扮演了一個總企業家和總家長的角色,這種角色在gdp分配上的體現,便是實行「統收統支」制度,既然要「統」,財政支出佔gdp的比重就必然較高。

經濟體制改革以後,這種情況發生了變化。經濟改革首先要解決的核心問題是調動起千千萬萬個微觀經濟主體的積極性,使社會主義經濟充滿勃勃生機,為實現這一目標,實行放權讓利政策顯然是一個必要條件。因此,在改革之初,不可避免地要經歷一個向國有企業放權讓利和提高城鄉居民收入水平的階段。

與此相對應,財政收入增長放慢了,許多專案的支出(特別是預算內基本建設支出)便在財政支出賬上或多或少有所縮小,有的甚至消失了,由此導致財政支出增長彈性和增長邊際傾向的下降,進而導致財政支出佔gdp的比重出現逐步下滑的趨勢。而且我國列入預算內的財政支出佔gdp的比重下滑的速度過快,下降的幅度過大,1979—2023年17年間下降了近20個百分點,平均每年下降1個百分點。

但是,財政支出佔gdp比重的逐年下滑並不符合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我國經濟改革初期之所以逐年下降,是因為改變了計劃經濟時期**包得過多、統得過死的局面,調整**職能和分配格局,激發經濟活力,推進經濟體制改革的結果。一旦經濟體制邁上市場經濟的執行軌道,隨著經濟改革的逐步到位和gdp的加快增長,上述逐年下滑的趨勢理應逆轉,改革之初財政支出比重下降的趨勢會在某一時點中止,轉而趨於回升。

我國財政支出增長彈性邊際傾向以及由二者決定的財政支出佔gdp的比重都在2023年停止下降,2023年開始回升,特別是自2023年實行積極財政政策以後,回升速度較快。我國目前的財政支出增長彈性和邊際傾向已遠遠超出美國,這是未來我國財政支出佔gdp比重繼續增長的重要因素。

影響財政支出規模的巨集觀因素。

答:為**財政支出的合理規模,必須從分析影響財政支出規模的因素入手。參照前人的規範性分析並結合本國財政支出發展變化的現實情況,尋求本國財政支出的最佳規模。

歸納起來,經常影響財政支出規模的巨集觀因素有經濟性因素、政治性因素和社會性因素三個方面:

(1)經濟性因素。主要指經濟發展的水平、經濟體制以及中長期發展戰略和當前經濟

政策等。關於經濟發展的水平對財政支出規模的影響,如馬斯格雷夫和羅斯托的分析,說明了經濟不同發展階段對財政支出規模以及支出結構變化的影響。經濟發展水平決定財政支出規模的明顯例證,是經濟發達國家高於發展中國家。

總體來說,我國長期內仍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經濟體制仍處於轉軌過程中。從經濟性因素來看,我國在經濟改革之初曾導致財政收入佔gdp比重的下滑,這是財政為經濟改革必須付出的成本和代價。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進展和經濟穩定的增長,財政收入增長加快了,但為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走新型工業化道路,夯實基礎設施等先導產業、推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大力發展科學教育,保護生態環境、擴大就業領域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等任務,卻十分迫切和十分繁重,而且需要同時並舉。

這就要求在一段時間內仍然需要適度提高財政支出佔gdp的比重,因而財政收入增長的可能性和財政支出規模增長的必要性,將是今後一段時間內財政執行的主要矛盾。

(2)政治性因素。政治性因素對財政支出規模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政局是否穩定;二是政體結構和行政效率;三是**干預政策。

關於政局穩定問題,皮科克與懷斯曼的分析已有所分析,當一國發生戰爭或重大自然災害等突發性事件時,財政支出的規模必然會超常規的擴大,而且事後一般難以降到原來的水平。政體結構和行政效率首先是和一國的政治體制和市場經濟模式有關。一般來說,傾向於集中的單一制國家,財政支出佔gdp的比重高一些,傾向於分權的聯邦制國家則相對低一些,北歐各國由於**包辦高福利而導致財政支出規模最高;行政效率則涉及**機構的設定問題,若一國的行政機構臃腫,人浮於事,效率低下,經費開支必然增多,這是確定無疑的。

**的經濟干預政策也是影響財政支出規模的重要因素。顯然,**通過法律和行政的手段對經濟活動的干預與通過財政等經濟手段對經濟活動的干預,具有不同的資源再配置效應和收入再分配效應,如通過**管制和**法令進行經濟干預,並未發生**的資源再配置或收入再分配活動,即財政支出規模不變。不同財政手段的干預效應也是不同的。

比如,財政資金的全額投資可以帶動社會的配套資金是無疑的,但如果採取財政貼息、財政補貼和稅收支出等手段投入,則可能以少量的財政資金誘發更多的社會資金投入,並引導社會資金的使用方向,即發揮所謂「四兩撥千斤」的效應。

(3)社會性因素。如人口、就業、醫療衛生、社會救濟、社會保障以及城鎮化等因素,都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財政支出規模。在發展中國家人口基數大、增長快,相應的義務教育、衛生保健、社會保障、失業和貧困救濟、生態環境保護以及城鎮化等支出的增長壓力便大。

比如,我國在尚未實現工業化之前人口的老齡化已經來臨,農村富餘勞動力的增加迫切要求加快城鎮化速度,加快經濟建設與生態環境保護的矛盾日益突出,國有企業改革帶來大量職工下崗失業等等,諸如此類的許多社會問題,會對財政支出不斷提出新的需求,構成擴大財政支出規模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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