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滇國的文化求大神幫助,古滇王國的古滇文化

2021-03-03 22:00:14 字數 5305 閱讀 8416

1樓:手機使用者

秦漢時期,在我國雲南滇池地區生活著一個較大的部落,稱為「滇」。滇池地區土地肥沃,氣候溫和,居民主要以農業生產為主,亦飼養牲畜,兼營漁獵。滇人手工業發達,尤以青銅冶鑄、金銀器及玉石製作聞名。

近年出土的大量考古資料表明,在春秋末葉至西漢初年,滇人已進入興盛的青銅器時代。滇池地區青銅文化(簡稱滇文化),以晉寧石寨山、江川李家山墓地為代表。2023年至2023年間5次發掘的晉寧石寨山墓地,是中國重要的考古發現之一,墓地中出土的「滇王之印」金印,證實了古代滇國存在的史實。

此外江川李家山墓地、昆明官渡羊甫頭遺址,也都是中國重要的考古發現。 在以滇池、撫仙湖、星雲湖等高原湖泊為中心的雲南中部地區,眾多的古代文化遺址星羅棋佈。以晉寧石寨山、江川李家山為代表的古代文化遺存,就像五彩的珍珠,散落在滇池周圍。

尤其是出土的大量青銅器,工藝精湛,形制特殊,帶有濃郁的少數民族風格,在我國青銅文化中有著獨特的地位,閃爍著古滇文化的璀璨光芒。

一、「滇王之印」與古滇國 2023年,雲南省博物館的考古學家在晉寧石寨山進行第二次考古發掘時,發掘20座古墓,其中第6號墓長3.40米,寬2.30米,深2.

58米,墓記憶體放著一具製作精美的朱黑漆棺,隨葬品有金器、銀器和銅器等共計137件。其中青銅器最為豐富,有古代「記載」國之大事的青銅重器,還有各種人物、屋宇、模型、飾物和貯貝器;有代表墓主尊貴身份的編鐘(一組6枚)和隨侍銅俑;有各式兵器如戈、矛、劍、戟等;生活用具有銅鏡、爐、釜、薰爐等,數量眾多,種類複雜,顯示了墓主的富有和顯赫身份。當將要清理到棺底時,突然在隨葬物中閃現出一枚亮錚錚的金印。

考古隊長親自將它拾起,拂去塵土,只見上面清晰地刻著四個篆字:「滇王之印」。頃刻之間,發掘工地上爆發了一片歡呼聲,人們奔走相告:

千古傳聞中的神祕古墓被找到了! 據《漢書》和《華陽國志》記載,漢代益州郡首府為滇池縣,即今滇池南岸的玉溪晉寧縣。《史記·西南夷列傳》中記載,漢武帝於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在滇國故地設定益州郡,又賜封滇國最高首領為滇王,並賜給滇王王印。

在西南各民族中,滇王最受漢武帝寵信。但從公元一世紀開始,在各種史志中就再也找不到有關滇國的任何記載,古滇王國從此湮沒於歷史長河之中。長期以來,人們一直很懷疑古滇國的存在以及《史記》記載的真實性。

滇王金印的發現,證明石寨山遺址是滇王及其家族的墓地,也證明了《史記》等漢文古籍有關古代滇國的紀事是可靠的。 滇王之印用純金鑄成,重90克,印面邊長2.4釐米見方,通高2釐米;蛇紐,蛇首昂起,蛇身盤曲,背有鱗紋。

滇王之印是雲南隸屬**王朝最早的物證。滇王金印雖是王印,但其印章形制,根據《漢舊儀》當屬列侯的規格,其原因可能是滇王雖被漢王朝封王,但在**王朝的心目中,滇王的政治地位只等同於列侯。這也客觀地反映了當時滇王和**王朝的政治關係。

「滇王之印」的出土,證明此墓的墓主是一代滇王。在考古學上,「滇王之印」可以作為西漢時期「蠻夷」王金印的一種型別,為今後可能發現的此類印章(如同樣見於史載,但至今仍未發現的「夜郎王印」)提供了進行比較、鑑別的可靠的實物資料,有著重要的考古學價值。「滇王之印」還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它是雲南地區隸屬於**王朝最早的實物證據。

從這一點上說,「滇王之印」不愧是國寶級的文物。

二、滇國重器——青銅貯貝器和銅鼓 晉寧石寨山和江川李家山出土30多件特殊的青銅器,裡面往往盛放貝殼。此類青銅器在我國其他地區都極為罕見,因此,雲南考古學界給它們定名為「貯貝器」。顧名思義,就是貯藏貝殼的器具。

器內貯藏的貝殼,經雲南大學生物系鑑定屬「環紋貨貝」,產於太平洋和印度洋。長期以來,貝殼一直是雲南各民族的重要貨幣。據唐代樊綽《雲南志》記載,南詔時期仍使用貝殼貨幣。

使用貯貝器來貯藏貝殼,就是滇人象徵擁有財富的特有習俗。 按照形制,貯貝器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桶狀貯貝器,另一類是銅鼓或其他容器改裝的貯貝器。 桶狀貯貝器是設計鑄造時就是用來盛放貝殼的,外形似桶。

腰部微收,上下較粗,底部有三或四足。器蓋上往往裝飾牛、虎等動物,以牛最普遍。 另一類貯貝器以銅鼓形貯貝器為代表。

這是滇國最重要的禮器。滇國沒有文字,就利用銅鼓平坦的鼓面,雕鑄各種立體的人物、動物、房屋等,以人物活動為主,構成了滇國社會生活一個又一個生動場景。 滇國還有另一種國之重器——銅鼓。

分別出土於晉寧石寨山和江川李家山的兩具銅鼓均屬於同一種型別——石寨山型。其特徵是:製作精美,紋飾繁縟,鼓面有太陽紋,暈圈,裝飾翔鷺。

鼓身分為胴、腰、足三部分。胴、腰部分往往裝飾羽人、舞人、舟船、牛等花紋。銅鼓原系統治權力的象徵,並作為祭祀、賞賜、進貢的重器。

在西南古代民族的宗教信仰中,認為擊鼓可通神靈。因此,銅鼓是祭祀中必備之物。兩漢以後,銅鼓除了用作重器外,還用於號召部眾進行戰爭、傳信集眾、婚喪喜慶、歌舞娛樂等方面。

銅鼓是滇國貴族的重要樂器,正如唐代詩人白居易所說:「玉螺一吹椎髻聳,銅鼓千擊紋身踴」。總之,銅鼓已滲透到西南古代民族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影響之深,由此可見。

時至今日,我國壯、侗、水、苗、瑤、仡佬、布依、佤等少數民族還相當珍愛銅鼓。

三、「牛虎銅案」與滇人獨特的審美觀念 江川歷史悠久,是古滇文化最發達的地區。蜚聲海內外的李家山古墓群已出土戰國至西漢時期的青銅文物4000具,分兵器、樂器、裝飾五大類。其中「牛虎銅案」堪稱天下無雙的國之瑰寶。

「牛虎銅案」2023年出土於江川李家山墓地,此器為古代祭祀時盛牛羊等祭品的器具,高43釐米,長76釐米,重17公斤。形體為一站立的大牛,四蹄作案腿,前後腿間有橫樑連線,以橢圓盤口狀牛背作案面,大牛腹中空,內立一小牛。牛後部一圓雕猛虎咬住牛尾,四爪抓住大牛的後胯。

此案中之大牛頸部肌肉豐滿,兩巨角前伸,給人一種頭重尾輕的感覺,但其尾部鑄有一虎,一種後墜力使案身恢復平衡。大牛腹下橫置的小牛增強了案身的穩定性。在藝術風格上,充分利用對比、反襯、烘托的手法,把牛虎的神態、心理、動作刻畫得惟妙惟肖。

老牛馴良無私,小牛單純可愛,猛虎凶惡殘暴,構成一種極具震撼力的悲劇色彩,反映了滇人獨特的藝術審美風格。全案構思精巧,造型完善,重心平穩,生動形象,風格寫實,具有滇人青銅器的獨特風格,充分體現了藝術審美和實用功能的完美結合,是雲南我國青銅文化中的精品。 在古代滇族的青銅飾物中,多有表現猛獸格鬥或群咬的激烈情景。

在描繪動物題材的扣飾中尤以刻畫虎豹凶猛形象者居多。在其他青銅器上,刻畫虎豹者也很常見。如有的青銅器常飾以虎豹紋,有的將器耳鑄成虎形,有的銅器刻畫飼虎形象,也有的在銅器上雕鑄蟠蛇立虎的銅柱影象作為奴隸主權威的標誌等等,足以表明滇人將虎豹作為勇猛威武的象徵而受到崇敬。

這種敬畏虎豹之風,古代其他少數民族中也有例證。 古代滇族青銅動物造型藝術的特點是:主題鮮明,構思奇巧,層次分明,熱情奔放,概括而不膩味。

以寫實為主,又帶有一定的誇張色彩,在強調動物外部特徵時,又注意內心世界的刻畫,從而達到形神俱備的境界。

四、從古文物看滇人的生活 經過相關的考古材料和歷史文獻綜合分析,學術界已經確認,「滇」人分佈在滇池及其周圍地區,屬「西南夷」諸部落中「耕田有邑聚」的一類,他們的文化遺存,代表雲南青銅文化發展的最高階段。 石寨山和江川李家山的青銅器展示了一幅生動的古代先民生產生活畫卷。其中又以貯貝器反映最為生動全面。

著名的青銅器有石寨山殺人祭祀貯貝器、納貢貯貝器、紡織貯貝器、江川李家山的牛虎銅案等。殺人祭祀貯貝器上,銅柱上**著一個赤身的奴隸,立於兩側的奴隸腳上戴著枷鎖,主祭的奴隸主梳著髮髻端坐**,一幅血淋淋的殺人場面展現在人們面前。疊鼓形戰爭場面蓋銅貯貝器表現的是激烈的戰爭場面,可能是當時滇人和洱海區域的「昆明人」作戰的場景。

殺人祭銅鼓場面蓋銅貯貝器表現當時滇人舉行「祈年」儀式,通過殺人祭祀,以求得農業豐收。紡織場面銅貯貝器的器蓋上鑄有銅俑18人,均為女性,中間一人為女奴隸主,在監督女奴隸從事紡織勞動,栩栩如生地再現了當時的生產圖景。貯貝器反映的生產生活內容非常廣泛,有戰爭、獻俘、紡織、納貢、狩獵、放牧、鬥牛、樂舞等場面,是我國奴隸制社會研究不可多得的實物材料。

滇國青銅器中直接表現牛的題材最多。這反映了在以農業為主的滇族社會中,畜牧經濟仍佔重要地位。牛馬不僅是重要的家畜,很有可能還是當時衡量財富的一種標誌。

經過研究可知,這些精美的青銅器製造已經掌握了合適的銅錫比例,而且不同的器物有不同的配合比例:兵器摻錫約20%,硬度較大,不易彎曲折斷;裝飾品約10%,硬度較小,便於打造成各種形狀的裝飾物。並知道用分範合鑄的辦法塑造人物、動物及壯觀的場面,制範工藝及澆鑄技術已達到較高水平。

璀璨的滇文化,是雲南各民族先民在歷史長河中的偉大創造。它就像一顆耀眼的明珠,在歷史的塵埃中沉睡了兩千多年。今天,抹去塵埃的它再次發出奪目的光芒,為博大精深的中華民族文化增添了絢麗的色彩。

古滇王國的古滇文化

2樓:椴隋杘

滇文化必須要求在時間和空間上都有界定。其實所有這些千古之謎與現代的聯絡線索有兩個,一個是花腰傣,另一個就是銅鼓。順著這兩條線研究下去,滇文化研究就可能會產生一些新的成果。」

銅鼓是古滇國文化的一種重要證據,世界公認中國雲南是起源地。銅鼓,由實用器逐步演變成禮器、重器,最後上升為權力和實力的象徵。

銅鼓從雲南一直流傳向廣西、東南亞一帶,考古發現當時銅鼓的影響力已經蔓延到了南亞的巴基斯坦。怎樣在深入研究的基礎上,將銅鼓的起源、鑄造、演變和傳播整個過程還原出來,再現世人的面前,是當前最需要做的一大課題。由此我們還可以聯絡到著名的南方絲綢之路,和我們很熟悉的茶馬古道,從李家山墓地發掘出的琥珀珠和貝幣來看,更證明了當時與緬甸有商道可通,這些資訊反映了古滇國的一種遠距**。

古滇國文明還直接滲透和影響了越南的東山文化……

李家山青銅文化和三星堆文化有類似的之處。三星堆文化現已上升到了長江文明的起源的高度。而中國北方和中原的青銅文化由於交流頻繁,所以又有著美中不足的地方,就是近親繁殖的現象比較突出,體現在出土文物上風格造型的大同小異,惟獨李家山青銅是那麼的與眾不同,幾乎和東漢以前的北方文化無任何交叉點,無論造型、紋飾,還是所表現的主題,都具有濃郁的地方民族特色,可以算是中國青銅時代中最活潑最靈動的構成,具有很高的藝術造詣和想象力,是雲南古代文明的重要象徵。

面對這樣的作品,能讓人產生創作的莫名的衝動。特別是貯貝器和扣飾,工藝精湛,被譽為中國青銅器的精華。還有青銅冶鑄工藝上採用的失(蝕)蠟法(此類鑄造工藝最早很可能起始於雲南),難度極大,鑄造精緻,可以說是當時工藝技術上的巔峰,曾對飛機發動機的精密製造產生過影響。

作為一個雲南人,我們完全可以為先民的這些輝煌成就而感到驕傲。 據考證,古滇國是雲南古代少數民族建立的奴隸制帝國。它勃興於滇池之濱,鼎盛於戰國至西漢時代。

由於偏居西南一隅,遠離中原文化視野。古滇國曾長期湮滅於歷史塵埃之中,顯得神祕而離奇.

雲南在公元前七世紀就已存在了一種獨具風格的青銅文化。當時的古滇國民族很少受中原傳統禮教的束縛,無論藝術構思和表現手法,都顯得更加開放和富有創造性。就以器物和種類而言,無論生產工具、生活用具、兵器、樂器還是裝飾品,樣樣都用青銅製作,而中原地區的青銅器多限於兵器和禮樂器。

尤其是青銅器上的裝飾圖案,多為大自然中的動物、植物影象和人們日常生活中的典型情節,栩栩如生。以裝飾題材中動物影象而言,古滇國青銅器經常出現的就有四十餘種,大到虎豹、小至蜜蜂甲蟲,刻畫得十分精緻逼真。

古滇青銅器與我國其他邊疆文化有著較大的差別,不僅有兵器戈、矛、叉、劍等顯然受中原商周青銅文明影響的青銅兵器,更多的是以反映滇王國社會生活為主題內容的貯貝器和銅釦飾,明顯具有滇王國特有的地域文化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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