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樓：
陶淵明的故事：
顏延之在當劉柳後軍功曹這個官職時，曾經在尋陽和陶潛交情很好。後來顏延之在始安郡這個地方當官，在經過陶潛住的地方時，便天天去陶潛家。
要走的時候，顏延之留下二萬錢給陶潛，陶潛全部把錢送到酒家，以便以後去拿酒方便些。無論貴賤人等只要去造訪陶淵明的時候，他有酒的時候便設酒宴一起飲酒，如果陶潛先喝醉，他就跟客人說：“我喝醉了，想去睡覺啦，你可以回去了。
”陶淵明辭官的原因：
陶淵明動盪於仕與耕之間十餘年，他已厭倦了也看透了官宦生活。義熙元年八月，淵明最後一次出仕，為彭澤令。
十一月，程氏妹在武昌去世，淵明作《歸去來兮辭》以後解印辭官，正式開始了他的歸隱生活，直至生命結束。
2樓：好靜不好動
公元405年秋，陶淵明為了養家餬口，來到離家鄉不遠的彭澤當縣令。這年冬天，郡的太守派出一名督郵，到彭澤縣來督察。督郵，品位很低，卻有些權勢，在太守面前說話好歹就憑他那張嘴。
這次派來的督郵，是個粗俗而又傲慢的人，他一到彭澤的旅舍，就差縣吏去叫縣令來見他。 陶淵明平時蔑視功名富貴，不肯趨炎附勢，對這種假借上司名義發號施令的人很瞧不起，但也不得不去見一見，於是他馬上動身。
不料縣吏攔住陶淵明說：“大人，參見督郵要穿官服，並且束上大帶，不然有失體統，督郵要乘機大做文章，會對大人不利的！”
這一下，陶淵明再也忍受不下去了。他長嘆一聲，道：“我不能為五斗米向鄉里小人折腰！”
說罷，索性取出官印，把它封好，並且馬上寫了一封辭職信，隨即離開只當了八十多天縣令的彭澤。
這正就是所謂的“不為五斗米折腰”的來歷．
造成陶淵明逐漸形成歸隱思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時代政治的原因。陶淵明生逢亂世，他的一生經歷了三個朝代、十個皇帝，社會處於空前的大**、大動盪的黑暗時期。在這樣的社會中，陶淵明的治世理想是難以實現的。
晉宋時期，推行的是門閥世族制度，政治極端腐朽。門閥世族制度萌生於東漢末年，形成於魏晉，魏文帝曹丕為篡漢而推行的“九品中正制”為門閥制奠定了基礎。中正官“計資定品”只重門第，不重鄉議。
司馬家族建晉之後，繼續推行這一政策，逐漸形成“公門有公，卿門有卿”的官位世襲局面。土族與庶族有著明顯的界限，不僅政治、經濟地位不同，甚至不通婚，不同乘共坐。士族的權勢之大、氣焰之盛，這皇權也不能完全控制。
晉武帝司馬炎時，土族王愷、石崇鬥富，石崇對司馬炎資助給王愷的一支二尺多高的珊瑚樹不屑一顧，隨手打碎，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士族的奢侈和至高無上的地位。在士族官僚的把持下，庶族寒門的人士很難有做官、晉升的機會。當時的名士、犍為李密就曾發出了“朝中無人，不如歸田”的慨嘆。
陶淵明祖上雖做過**，但仍屬庶族，又加之家境清寒，所以在官場上始終受到歧視。從他29歲到41歲這13年的遊宦生涯中，他曾五次出仕，五次辭官。第一次，太元十七年(公元393年)，任江州祭酒；第二次，隆安四年(公元400年)，在桓玄處當僚佐；第三次，元興三年(公元404年)，在劉裕手下任參軍；第四次，義熙元年(公元405年)，在建威將軍劉敬宣部下任參軍。
同年秋天，他第五次出仕，任彭澤令。不久，他就脫袍歸隱，再未出仕。這五次出仕，他在職的時間前後累加也不過
四、五年，所任官職都是些參軍、縣令之類的小官，根本不可能實現他那“大濟蒼生”的遠大抱負。但他又心存希冀，雄心不死，所以才這樣仕而退、退而仕，反覆不已。這時期陶淵明的思想在“用世”問題上發生的反覆曲折的變化、直到最後政治理想的徹底破滅的思想狀況，在他的詠懷詩中都有所表現。
其次，陶淵明所受的教育和他個人的性格，也是促成他退隱的重要因素。陶淵明的曾祖陶侃是以清正廉明而名揚四海的賢臣，陶淵明的祖父陶茂、父親陶逸，也都是沖和溫雅、淡泊名利的人。陶淵明多次寫詩文讚美他們的清高品行：
“功遂辭歸，臨寵不忒”，“行不苟且、言無誇矜……至於任懷得意，融然遠寄。”這些都顯示了他對祖先的高曠人格的由衷贊詡。家庭的薰陶，對他養成清高淡遠的性格起了很大的作用。
就陶淵明個人的氣質稟賦而言，他那狂狷不阿和缺乏耐心的性格，以及較為脆弱的心理素質，也是造成他在仕隱之間反覆不已的原因之一。比如，在桓玄和劉裕當政之初，他都曾雄心頓起，於是便滿懷期冀地出仕，但又都很快地失望而辭官，顯示了他那書生式的衝動性格。而最後他在做了80天的彭澤令之後，因為不能忍辱納垢，憤然辭官而歸，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心理的脆弱。
他那句“我豈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的話，縮編為“不為五斗米折腰”當做追求個人尊嚴的名言普遍採用，成為一種類似於“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的傲人氣節，這思想當然是可貴的。但如果我們分析一下他的原話，恐怕還會發現其中另有歧義，至少說明了他的心理承受能力完全是藝術家型的。這種性格決定了他可以成為一名出色的詩人，但卻難以成為一名出色的**。
陶淵明對自己的這種性格也有所認識。在許多詩中，他多次提到“無適俗之韻”，這個“韻”除了政治思想內涵外，當然也包括性格因素。在《與子儼等疏》中，他更明確地承認了自己“性剛才拙，與物多忤”的性格。
此外，在晉宋時期，知識分子們由於在現實中看不到希望，道家思想勃然興起，引導文人們轉向大自然中尋求生命的依託和真諦，形成了嶄新的審美意趣，迴歸自然，與自然交融，成為高雅之士的時髦風尚。陶淵明也不可能不受到這種社會風氣的影響。
儘管陶淵明的退隱有些無奈的成份，但這無奈也是壯志難伸的無奈，單憑他放著現成的縣令不做的舉動，就已夠驚世駭俗的了。詩人那份高雅的氣節，已足以令人擊節歎賞，浮白喝彩。
縱觀陶淵明的一生，41歲以前主要在仕隱之間徘徊。仕是自願，隱也是自願；仕是不得已，隱也是不得已；仕得積極熱烈，隱得恬淡自然。這種矛盾糾葛，既來自於社會的深刻矛盾，也來自於詩人本身儒道思想的衝撞。
後半生以隱為主，思想傾向於道家的順應自然的主張，成為隱逸詩人。但即使在這時期，我們也不能忽視他那“金剛怒目視”的—面。他的隱逸，是對當時社會的不滿與否定，體現著他追求人生價值的思想觀念。
也就是說，他以隱逸的手段來保全自身的品格，即所謂儒家“獨善其身”、“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觀念的具體表現，是他情操高潔的宣言。在退隱之後，他矢志不渝，與大自然取得了高度的和諧，並且他還親自參加了勞動，真切地體驗到了“重返自然”的樂趣，隱得真誠、坦白、徹底。這與某些文人們借隱居來標榜清高，沽名釣譽，藉以抬高自己身價，把隱居當成飛黃騰達的“終南捷徑”的行徑迥然不同。
而且，陶淵明的隱也不是逃避，他始終觀照著現實社會，因而他的詩文既充盈著隱士的高逸，又不乏社會的意義和歷史的沉重。這正是陶淵明被譽為“隱逸詩人之宗”的理由，也是陶淵明偉大人格的價值所在。
參考資料
以{歸去來兮辭}並序為例 說明陶淵明做官與辭官的原因
3樓：希望歡子
“餘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幼稚盈室，瓶無儲粟，生生所資，未見其術。親故多勸餘為長吏，脫然有懷，求之靡途。
會有四方之事，諸侯以惠愛為德，家叔以餘貧苦，遂見用於小邑。於時風波未靜，心憚遠役，彭澤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為酒。故便求之。
”做官是陶淵明的無奈選擇——“餘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他必須養活一大家子。為了養家，經過親友的提醒，他自己也有做官的想法，所謂“故便求之”就有這個意思。他任為彭澤令，明顯得到了“諸侯”和家叔的幫助，而且運氣不錯。
對於他們的幫助，他懷有感激之情：“會有四方之事，諸侯以惠愛為德，家叔以餘貧苦，遂見用於小邑。”序言裡的這一筆，我想是“世與我而相違”一句的最好印證。
“ 及少日，眷然有歸歟之情。何則？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
飢凍雖切，違己交病。嘗從人事，皆口腹自役。於是悵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
猶望一稔，當斂裳宵逝。尋程氏妹喪於武昌，情在駿奔，自免去職。仲秋至冬，在官八十餘日。
因事順心，命篇曰《歸去來兮》。乙巳歲十一月也。”
從序文中看，陶淵明的辭官，是因為做官與他的“愛丘山”天性相牴觸，甚至到了“飢凍雖切，違己交病”的程度。也就是說，哪怕受凍捱餓，陶淵明也要辭官歸去，因為做官實在讓他身心痛苦。面對飢凍之切和違己交病的兩難抉擇，他是“兩害相權取其輕”。
做官有愧自己的“平生之志”，這就是作者對於辭官原因的陳述。
4樓：
1. 1.本文在序和第1段中都對作者辭官歸隱的原因作了交代，其歸隱的原因是什麼？
作者在序文中提到的辭官原因有四點： 一是“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二是“飢凍雖切，違己交脖；三是“於是悵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四是“尋程氏妹喪於武昌，情在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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