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書上說銅是很好的導電材料。。又說是電阻的很好材料。這不是自相矛盾麼?為什麼

2021-06-06 06:09:44 字數 5591 閱讀 9483

1樓:匿名使用者

你一定沒有全部複製,他說的一定不是這個意思。

銅做導線是又好又便宜的材料。更好的材料是銀、金,但是**太高啦。

但是,所有的合金電阻值都很大,銅也不例外。

比方康銅:(以下是摘錄網上資料)

康銅是以銅鎳為主要成份的電阻合金。特點:具有較低的電阻溫度係數,較寬的使用溫度範圍(480℃以下),加工效能良好,具有良好的焊接效能。

主要用於製作儀器儀表,電子以及工業裝置中的電子元件。此外還有一種新康銅電阻合金,為銅鐵基同合金,它具有與康銅一樣的電阻率,基本相近似的電阻溫度係數,和相同的使用溫度。新康銅與康銅電阻合金相比由於不含**較高的鎳,而具有低**的優勝,但抗氧化效能比康銅差。

在比較多的方面能夠替代康銅絲電阻合金.

謝謝你的提問

2樓:匿名使用者

聰明人和一般人不一樣就是不一樣,任何事物多有二面性,一分為二看問題,這就是聰明人。你啊 真是的 啊 嘿嘿 。

是誰告訴你物質沒有矛盾存在?哎喲,哎喲,哎喲喂。

3樓:匿名使用者

銅是很好的導電材料,但是不代表沒有電阻,所以電氣設計時要充分考慮到它的電阻的影響。另外它的電阻溫度係數較大並且穩定(線性好),所以可以做銅電阻用於測溫或溫度補償(-50~100℃)。

4樓:匿名使用者

是呀,電阻是需要導電的。它能具有好的效能**比以及好的機械強度

中國這個叫法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 10

5樓:匿名使用者

根據於省吾先生在《釋中國》一文的論證,“中國”一詞至遲出現在西周初年,目前所見到的最早的證據,是2023年在陝西雞賈村出土的一口“何尊”(尊為古代的灑器,用青銅製成)上的銘文。銘文寫道“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則遷告於上天曰:‘餘其宅茲中國,自之闢民’”(周武王在攻克了商的王都以後,就舉行了一個莊嚴的儀式報告上天:

“我已經據有中國,自己統治了這些百姓。”)銘文的前面還提到“惟王初遷,宅於成周,復稟武王禮”;可見是周成王時的紀錄。在《尚書》的《梓材》一篇中,也記載了周成王追述往事的話:

“皇天既會中國民越厥疆於先王”。由於《尚書》中不少內容是出於後人的追記,又經過很多人的整理甚至篡改,往往被弄得真假參半。有了何尊銘文這件物證,《梓材》上的話就完全得到了證實。

可見在周武王和他的兒子周成王時的確已經使用“中國”一詞了。

關於周武王滅商的確切年代,學術界還沒有一致的說法,但一般認為是在公元前十一世紀。這樣看來,“中國”一詞有三千年的歷史了。當然,可能在周武王之前就已經有人用過,或者已經出現了,但即使有,也不會太久,因為在商人使用的甲骨文中還沒有發現過“國”或“或”(與國字相通)二字。

“中國”的本意是什麼呢?這還得從“國”字說起。“國”與“或”字相通,原意是指城、邑。

當先民因農業的發展而定居下來以後,以部落首領的居住地為中心,逐漸形成了初期的居民點和城市,城裡稱為國,城外近處就叫做郊人。開始時,國的差別並不大,但以後有的國發展較快,有的則已經擴充套件到原來幾個國的範圍。於是大的單位就被稱為“邦”,小的單位還稱國。

再行後,由於一位首領或一個宗族已經擁有不止一個城、邑,即不止一個“國”,因而就將其主要的、或首領居住的城邑稱為“國”;這也就是以後將都城稱為“國”的來歷。

正因為一個“國”不過是一個部落或一個宗族的聚居地,所以一般範圍很小,大的也不過相當於今天一個小縣城,小的大概只等於一個“三家村”。由於絕大部分國人也得從事農耕,國中也包括大片農田,所以一個國的範圍比單純的居民點還是要大些。可以想像,這樣的國的數量必定很多。

相傳大禹召集各國在塗山(今地說法不一,以在安徽蚌埠市西淮河南岸一說較早)聚會,據說參加並表示接受大禹領導的有“萬國”之多。當然,“萬”並不是實數,但數量一定也不少。到商朝第一位君主湯的時代,已經減少到3000多個。

周武王出兵攻打商紂王,到達盟津(一作孟津,今河南孟津縣西南黃河上)時,原來歸屬於商的國(史稱諸侯,實際是用了以後的名稱)有八百個投向周王。到周武王滅商後,分封諸侯,據說還有1773個。

西周時,周王被稱為天子,由他分封或得到他承認的國稱為諸侯;但無論天子還是諸侯,他們居住的城邑都是“國”。既然同時存在那麼多的國,在名稱上就漸漸產生了區別。天子所住的“國”(京師)處於中心、中樞地位,理所當然地被稱為“中國”。

前面提到,周武王在滅商後,認為上天將“中國”交付給了他,就是因為已經佔有了商的京師。《詩經。大雅》中的《民勞》篇中“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惠此京師,以綏四國”的詩句,很清楚地說明,所謂“中國”就是指京師。

“中國”的擴大和變化

最初的“中國”只指周王所在的豐(在今陝西長安縣西南灃河以西)和鎬(在今陝西長安縣西北豐鎬村一帶)及其周圍地區。滅商以後,依據周人的習慣,將原來商的京師(殷,今河南安陽市)一帶也黍“中國”。到周成王時,武王的弟弟周公旦主持擴建了洛邑(在今河南洛陽市東北白馬寺一帶),稱成周,將商的遺民遷來集中居住於此,又在附近築王城(在今河南洛陽市王城公園一帶),遷來周人居住,作為周的陪都,用以控制東方。

洛邑既居陪都的重要地位,又位於“天下之中”的交通樞紐,也被稱為“中國”。這說明,“中國”的概念開始由唯一的政治中心擴大到了地理中心。

公元前771年(周幽王十一年),犬戎(關中西部戎人的一支)攻入鎬京,殺了周幽王。犬戎雖然暫時退出了鎬京,但隨時威脅著周人。第二年,幽王之子平王適都洛邑。

周人大多隨平王東適,豐鎬一帶都給戎人佔了,自然就喪失了“中國”的地位,而洛邑及其周圍地區就成為名副其實的“中國”。當時秦人的首領襄公曾出兵救周,又護送平王東遷,被平王封為諸侯,平王還做了個現成的人情,將已被戎人佔領的岐(今陝西岐山縣東北)以西的地方封給了秦襄公,讓他們自己從戎人手中奪取;還答應只要秦人能奪回豐、鎬,也歸秦國所有。以後秦國果然奪取了關中,但卻並沒有隨之成為“中國”。

東適以後的周天子已經喪失了往年的權威,政訟所及不出王畿的範圍,不久就到了名存實亡的地步,不得不依靠有實力的諸侯來扶持了。與此同時,幾個周王近支宗族的諸侯和地理位置居於中心的諸侯國憑藉有利條件迅速強大起來,它們吞併了周圍的小國,成為擁有十幾個至幾十個城邑的大國。如鄭國,始封的國君是周宣王的同父異母弟,當時只有一個鄭邑(在今陝西華縣)。

三十多年後鄭桓公東適至今河南新鄭、滎陽之間。三年後(周平王二年,前769年)滅了鄶國(在今新鄭縣西北),在新鄭(今新鄭縣)建都。二年後,又滅了東虢(在今滎陽縣東北);很快就成為最強大的諸侯國之一。

這些大諸侯國實際上已經取得了與周天子平起平坐的地位,它們的國就也稱“中國”了。在諸侯國的內部,國都就等於周天子的京師,儼然就是國中的“中國”。就這樣,春秋時期的“中國”已經擴大到周天子的直屬區和晉、鄭、宋、魯、衛等國,大致相當於當今河南大部、山西南部、山東西部的黃河中下游地區。

“中國”的範圍不斷擴大。如齊國雖是大國,地理位置卻並不在中心。齊桓公時取得了霸主的地位,打出“尊王攘夷”的旗號,多次出兵維護周天子的利益和諸侯國間的秩序。

這樣一個舉足輕重的大國,自然應該進入“中國”的行列了。

春秋時的“中國”還具有民族意義。如秦國,不僅已經從戎人手中奪取了豐、鎬和周人的發祥地周原,而且向西征服了戎人各部,其勢力已足以與晉、鄭等國抗衡。這樣一個大國,又佔有原來的“中國”,照理可以名正言順地稱“中國”,但由於秦人出於東夷,又長期處於戎狄之間,因此在春秋時代始終被“中國”的諸侯看作“夷狄”,擠不進“中國”諸侯會盟的圈子。

又如楚國,在西周初就被封在荊蠻地區,與中原的交往不多,自己也以“蠻夷”自居。春秋時,楚國已非常強大,攻滅了周圍不少小國,還多次出兵中原,威脅鄭、蔡等國。但楚國非但沒有因為實力強大而被承認為“中國”,還被認為與北方的狄一樣危害“中國”的南夷,楚國滅鄧、谷,伐鄭、蔡的行動被看成是與狄人滅邢、衛相呼應。

對這樣的形勢,《春秋公羊傳》的作者驚呼:“夷狄也亟病中國,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絕若線。”(夷和狄嚴重地危害中國,北邊的狄人與南邊的夷人相呼應,中國的命運就像一根線一樣維持著。

)齊桓公救助邢、衛、鄭、蔡的行動被稱為“救中國”的“王者之師”,受到高度讚揚。孔子提到輔佐齊桓公的管仲時,也極口稱頌他的“仁”,說:“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袒矣!

”(要沒有管仲,我就得披著頭髮,袒露左臂,作夷狄的服飾了。)可見“中國”的標準有極強的民族界限。

在民族標準中,文化比血緣具有更重要的作用。如吳國的國君出於太(泰)伯,而太伯是周武王的先人古公的長子,論血統是最高貴的。但太伯到了江南後“文身斷髮”,完全服從當地荊蠻的習俗,當了荊蠻的首領。

燕國的始祖召公與周同屬姬姓,在周成王時曾與周公享有同樣地位,以陝(今河南陝縣)為界劃分兩人治理的範圍。但燕國四周也是戎狄的天下,其臣民中可能也有不少戎狄成分。所以在春秋時,吳國和燕國都被排除在“中國”之外。

到了戰國,小國已被滅得差不多了。餘下的七雄中,齊國本來就是“中國”;韓、趙、魏是從晉國分出來的,自然繼續為“中國”;秦、楚、燕三國也被承認為“中國”了。隨著這些諸侯國疆域的擴充套件,“中國”的範圍也越來越大。

例如秦國滅了巴、蜀,疆域向南擴大至四川盆地,秦國還向蜀地大量移民。巴蜀成了秦國的一部分,又有來自秦國的移民居住,就取得了與秦國一樣的“中國”地位。到戰國後期,“中國”的範圍向南已到達長江中下游,往北已接近陰山、燕山,西面延伸到隴山、四川盆地的西緣。

秦漢時代,原來的諸侯國都已包括在統一國家的疆域之內,秦國的舊地不僅已是中國的一部分,而且渭河流域的關中平原是首都所在,更是“中國”中的“中國”。而且從理論上說,秦漢疆域中的大部分都可以算“中國”,顯然,隨著統一國家的形成、疆域的擴大和經濟文化的發展,“中國”的概念是在不斷變化和擴大的。一般說來,一箇中原王朝建立後,它的主要統治區就可以被稱為“中國”,而它所統治的邊遠地區以及統治範圍之外就是夷、狄、蠻,就不是“中國”。

中國和**帝國

在明朝以前,外國人如何稱呼當時的中原王朝,我們還不大清楚,因為像《馬可波羅遊記》這樣專門記載中國情況的著作畢竟不多,而東方的歷史文獻大多用漢文,與中國的沒有什麼區別,西方和阿拉伯的又很不一致。但從明朝後期開始,來中國的西方人一般都用中國或中華、中華帝國、**帝國來稱中國,而不是用明朝、清朝或大明、大清。鴉片戰爭以後,在國際交往中中國開始被作為國家或清朝的代名詞。

但是人們概念還是相當模糊的,甚至是自相矛盾的,就是著名的**和學者也在所難免。像魏源(1794-1857)這樣一位傑出的學者和思想家也是如此。在他的著作中,“中國”一詞有時是指整個清朝,和今天的用法已經完全一樣;但有時卻只指傳統的“中國”範圍,即內地十八省,而不包括蒙古、**、青海、新疆、東北和臺灣在內。

17世紀以來的西方著作中也往往將清朝建省的地區稱為中國或中國本部、中國本土,而稱其他地區為韃靼、蒙古、**或新疆(中國突厥)等等。我們以前往往將這類稱呼看得非常嚴重,認為這是西方人別有用心,意在侵略。其實應該在時間和物件上加以區別,可以認為大多數西方人並無惡意,而只是概念上的不同。

這種混淆連魏源這樣一位愛國的傑出學者都未能避免,外國人這樣用也就不心大驚小怪了。

有的學者注意到,早在康熙二十八年(1698)中俄訂立《尼布楚條約》時,清朝提供的滿文字和拉丁文字中已經使用了“中國”一詞。以後在列強同清朝訂立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中,清朝也使用了“中國”作為國家的名稱。不過我們應該肯定,即使到了晚清,儘管中國作為國家的概念已經相當明確了,清朝的正式名稱還是清、大清或大清國。

我們還應該注意到,清朝在對外交往和正式條約中之所以願意使用“中國”一詞,實際上還包含著一種傳統的心態,即著眼於“中國”二字的字面含義--中心、**、天下之中的國家。同樣一個名詞,西方人的理解只是一個國家,即china,並無特別尊崇的意思。就像我們稱theunitedstatesofamerica為美國,並無稱讚它美麗的意思;稱france為法國,自然也毫無該國崇尚法律的含義。

但在清朝卻理解為centralempire(**帝國),當成一個尊稱而樂意接受。

2023年中華**建立以後,中國才成為國家的正式簡稱,成了國家的代名詞。中國也有了明確的地理範圍--中華**所屬的全部領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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