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樓：倪微微
忽必烈於2023年稱帝，建立元朝，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由少數民族建立的全國性的統一政權。面對遊牧文明與農耕文明的差異與衝突、蒙古統治集團與漢人士大夫為代表的精英集團的摩擦，忽必烈實行了積極的任用漢人儒士的政策。
忽必烈實施的漢化政策、用人政策一直受到學術界的重視，成為蒙元史研究的熱點之一。如著名學者蕭啟慶在《忽必烈『潛邸舊侶』考》中考證忽必烈潛邸幕府形成的原因和經過，以及幕府的淵源和派別，追尋忽必烈揚棄蒙古傳統而建立元朝的來龍去脈，，認為「潛邸舊侶」對忽必烈有潛移默化的影響，是元朝採用漢地法的導演。
著名學者陳得芝在《論宋元之際江南士人的思想和政治動向》中論述由南宋滅亡到世祖末年，南人儒士的思想和政治態度的轉變，認為世祖時期尊儒和優待士人政策是促使儒士認同元朝的重要原因。[ ]臺灣學者王明蓀在《元代的士人與政治》中論述忽必烈模式和用人取材，分析忽必烈任用漢人，並受到漢人言論的影響，改變蒙古舊俗，採用中原王朝的治國方略。李治安在《元初華夷正統觀念的演進與漢族文人仕蒙》中則從成吉思汗攻破燕京到元朝建立，論述華夷正統觀念的演進過程，分析漢人儒士仕蒙的狀況。
申萬里在《元初江南儒士的處境及社會角色的轉變》中，從社會學的角度闡釋元初江南學官群體的形成所導致的儒士社會角色的轉變，這篇文章將社會學的分析方法運用到歷史學研究中，使人耳目一新。[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主要論述忽必烈任用漢人儒士的政策，從潛邸時期，與阿里不哥征戰時期，滅南宋統一中國時期，分析忽必烈任用漢人儒士，改變蒙古人的萬世國俗，採用中原王朝的治國方略過程。
一、忽必烈潛邸時期
蒙哥汗即位後，委託忽必烈治理漢地。漢地以農耕為生產方式，與遊牧的生產方式截然不同，因此忽必烈採取以漢人治漢地的方法，積極任用漢人儒士，效仿唐太宗任賢用士，「帝在潛邸，思大有為於天下，延藩府舊臣及四方文學之士，問以治道。」「聞唐文皇為秦王時，廣延文學四方之士，講論治道，終致太平，喜而慕焉。
」唐太宗是古代賢明君主的代表，忽必烈在潛邸時期即仰慕並效仿唐太宗，表明忽必烈較早就對中原歷史文化熟知，既而對漢人君主和漢人王朝的統治方式有了初步瞭解。
漢人儒士以豐富的治理經驗使邢州、陝西等地的生產得到不同程度的恢復。邢州地區因戰爭的影響，人口銳減，生產遭到破壞，「受封之初，民萬餘戶，今日減月削，才五百七十戶耳。」忽必烈命張耕為安撫使，劉肅為商榷使，休養生息，減輕賦稅，刑乃大治。
陝西屢遭兵禍，京兆「八州十三縣戶不滿萬，皆驚憂無聊。」
忽必烈命楊惟中、高挺治之，整頓吏治，獎勵農桑，減輕賦稅，初見成效，廉希憲繼任後，進一步計求民田，興辦學校，抑制高利貸剝削，情況大有改觀。其中忽必烈任用的張耕、劉肅、楊惟中、高挺等人都是漢族儒士。廉希憲雖不是漢族人，但也受到了中原文明的深刻影響。
這些人對邢州、陝西的治理起到了重要作用，可見忽必烈在潛邸時期就十分注重對漢人儒士的任用。
姚樞對忽必烈積極啟用漢人儒士的政策做出了積極評價：「陛下天資仁聖，自昔在潛，聽聖典，訪老成，日講治理，如邢州、河南、陝西皆不治之甚者，為置安撫、經略、宣撫三司。其法：
選人以居職，頒俸以養廉，去汙濫以清政，勸農桑以富民。不及三年，號稱大治。諸路之民，望陛下之治，已如赤字求母。
」任用漢人儒士治理漢地，可以說是用漢法治漢地，既減少了漢地人民對少數民族征服者的排斥感，又能利用漢人儒士對漢地的熟識，民情的瞭解，使漢地的治理速見成效，同時也使漢人儒士對忽必烈代表的蒙古統治集團增強了信任感，對蒙古人入主中原，建立政權起到了重要作用。
二.忽必烈稱帝建立元朝時期
2023年忽必烈稱汗，建立元朝，繼續實施積極的任用漢人儒士政策，鞏固統治。
2023年，蒙哥汗、忽必烈和大將兀良合臺分三路進攻南宋。農曆七月蒙哥汗親自率軍進攻四川，所向披靡，攻克四川北部大部分地區。2023年初，在合州（今重慶合川區）釣魚城下進攻受阻，數月不能攻克，蒙哥汗於九月病逝於合州釣魚山。
蒙哥汗留下三個弟弟：忽必烈、旭烈兀和阿里不哥。旭烈兀於2023年成為波斯汗後遠離蒙古，放棄了繼承汗位，因此汗位之爭就是忽必烈和阿里不哥之間的權力鬥爭。
2023年到2023年忽必烈與阿里不哥在陝西、四川、燕京等地激戰。忽必烈任命總帥汪良臣、宣撫使廉希憲等人率軍，最終擊潰阿里不哥，奪得汗位。在此次汗位爭奪中，忽必烈積極任用漢人儒士，採用「漢法」銳意革新。
儒士許衡向忽必烈建議，「修德、用賢、愛民三者而已，此為治本，本立，則紀綱可布，法度可行，治功可必... ...帝嘉納之。
」忽必烈即位之初，「問以治天下之大經、養民之良法，秉忠採祖宗舊典，參以古制之宜於今者，條例以聞。」這裡許衡所言「紀綱」、「法度」和劉秉忠所言「祖宗舊典」、「古制」應是漢族王朝的法度綱紀，「修德、用賢」是許衡以中原王朝君主的修為要求忽必烈，可見許衡、劉秉忠等漢人儒士對忽必烈改變「萬世國俗」（指遊牧文明的統治方法）的殷切期盼。忽必烈聽取許衡、劉秉忠等人的建議，積極任用儒士，組成智囊團，銳意革新，實行「漢法」，恢復生產，為戰爭提供充足的物質供給，與阿里不哥為代表的蒙古勳貴相抗衡，最終取得了戰爭的勝利。
忽必烈對阿里不哥征戰的勝利，使其認識到中原文明的先進性，「忽必烈從阿里不哥手中奪取和林後，從來沒有到那兒去住過... ...2023年他在北京建都。
2023年，他開始在原北京建築群的東北營建新城，稱之為大都，即『偉大的都城』，也被稱為『可汗之城』。」
忽必烈建都北京雖有多種原因，但與其仰慕並學習中原文明，實行漢法，拉攏漢人儒士有分不開的原因。同時忽必烈與阿里不哥征戰的勝利，也使其認識到儒士對於定國安邦的重要作用，「漢法」是統治遼闊的中原大地的有效措施，因此忽必烈便開始了規模更為巨集大、政策更為具體的積極任用漢人儒士的措施。在其即位之初，正值與阿里不哥征戰之時，詔曰「朕惟祖宗肇造區宇，奄有四方，武功迭興，文治多缺，五十年於此矣。......
爰當臨御之始，宜新弘遠之規，祖述變通，正在今日，務施實德，不尚虛文，雖承平未易逐臻，而飢渴所當先務。」可見，忽必烈在即位之初就認識到成吉思汗、窩闊臺、貴由、蒙哥四位蒙古大汗統治時期的缺陷，因此提出變革的思想。
這裡的「祖述變通」即是實行漢法，採用中原王朝的治國方略，起用以漢人儒士為代表的精英團體。許衡在《事務五事》中向忽必烈建議，「考之前代，北方之有中夏者，必行漢法乃可長久。故後魏、遼、金歷年最多，他不能者，皆亂亡相繼，史冊具載，昭然可考...
以是論之，國家之當行漢法無疑也。」許衡作為理學宗師，身先仕元併力勸忽必烈「行漢法」在儒士中均具有導向作用，這種華夷觀念的提出順應了當時時代發展的必然趨勢，也消除了漢人儒士仕元的思想障礙。
忽必烈採納了許衡的建議，採取了以下措施，第一，立翰林國史院，修撰遼、金史。「右丞相史天澤監修國史，左丞相耶律鑄、平章政事王文統監修遼、金史，仍探訪遺事。」立翰林國史院修撰遼、金史即表明忽必烈對中原歷史的重視，同時也是繼承中原王朝的統治方式，標明元朝的正統地位。
至元四年「敕上都重建孔子廟。」孔子作為漢人儒士的至聖先師，具有崇高的地位，孔子廟的修復即是對中原文化的認可，也起到了拉攏漢人儒士的作用；
第二，下令「詔軍中儒士聽贖為民。」「舉文學才識可以從政及茂才異等，列名上聞，以聽擢用。」這種任用漢人儒士的政策，是戰爭時期的非常之舉，雖不具有制度性，但正是這種臨時性的措施使忽必烈認識到漢人儒士的關鍵性作用；
第三，建立行省等行政機構。「朝廷當先立省部以正紀綱，設監司以督諸路，沛恩澤以安反側，退貪殘以任賢能，頒奉秩以養廉，禁賄賂以防奸，庶能上下丕應，內外休息。」在朝廷草創之初，正綱紀，任賢能，無疑是當務之急，這為元初的穩定以及與阿里不哥之戰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環境，可以說漢人儒士豐富的治國經驗對爭奪汗位的勝利和元朝的建立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滅南宋統一中國時期
2023年阿里不哥投降，蒙古族內部的爭鬥結束之後，忽必烈恢復了征討南宋的計劃，於2023年征服南宋，2023年統一中國。在征服南宋、統一全國的過程中，忽必烈仍然採取了積極任用漢人儒士的政策，這一政策也加速了伐宋戰爭的勝利和中國的統一。
忽必烈在伐宋之戰中多采用了漢人謀士的戰略戰策，例如劉整、董文炳等人的策略。「文炳請於世祖曰：『長江天險，宋所恃以為國，勢必死守，不奪其氣不可，臣請嘗之。
』即與敢死士數十百人當其前，率弟文用、文忠，載艨艟鼓棹疾趨，叫呼畢奮。鋒既交，文炳麾眾趨岸搏之，宋師大敗。」
董文炳作為漢人，對南宋的作戰方略比較熟知，又對漢地的地理、人文非常瞭解，因此他提出的作戰方略，忽必烈欣然採用。同時忽必烈聽取張文謙和劉秉忠的建議，「王者之師，有征無戰，當一世同仁，不可嗜殺。」改變蒙古人嗜殺、屠城的惡習，對最終打敗南宋，統一全國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漢將史權獻策，「襄陽乃江陵之藩蔽，樊城乃襄陽之外垺，我軍若先攻樊城，則襄陽不能支梧，不戰自降，然後駐兵淮、泗，事必有濟。」即蒙軍攻佔襄陽渡過長江，宋即滅亡，忽必烈採用其建議，於2023年命劉整協同阿術進攻襄陽，宋將呂文德病逝，2023年樊城失陷，宋將呂文煥降元，至此歷時五年的襄樊保衛戰結束。
攻佔襄樊的勝利為蒙軍渡江，滅南宋，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隨後元軍大舉攻宋，於2023年進入臨安，南宋滅亡。2023年元軍最終統一全國，成為歷史的必然。
在此次伐宋之戰中，漢族士人、將領不僅在軍事上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並且對江南地區的治理提出了遠見卓識的建議。
南宋滅亡後，元朝對南人儒士採取了優待政策，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是儒戶定籍和差役優免問題上，即經濟上的優待，「敕南儒為人掠賣者，官贖為民。」忽必烈曾在至元十年、十二年、十三年、十九年等，屢次下詔搜尋儒士，並減免徭役；其次是任用漢人儒士從政，並且遣使在全國範圍內招漢人儒士，於是大儒竇默、劉秉忠、元好問等人，紛至沓來，被分配到**和地方的各個崗位。
除了元好問等大儒被任用外，很多以讀書為業的普通儒士被任命為學官，學官群體的形成促進了以書院為代表的學校教育的發展。「諸路歲貢儒、吏各一人。」使儒士的任用不再是偶然的行為，而是成為一種制度規範下來，這對成宗時期科舉制的推行起到了積極作用。
忽必烈以劉秉忠參領中書省事務，採納其建議於2023年改國號為元，以中都為大都。「頒章服、舉朝儀，給俸祿、定官制，皆自秉忠發之，為一代成憲。」以王鶚「擢翰林學士承旨，制誥典章。
」廉希憲為中書省平章政事「振舉綱維，綜劾名實，汰逐冗濫，裁抑僥倖，興利除害，事無不便。」這些均對元朝政治的穩定、經濟文化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明人葉子奇對忽必烈建立元朝，統一中國，積極任用漢人儒士給予了正面的評價：「大抵北人性簡直，頗能傾心以聽於人，故世祖既得天下，卒賴姚樞牧庵先生許衡魯齊先生諸賢啟沃之力，及施治於天下，深仁累澤。」在此葉子奇將世祖時期輕刑薄賦、天下治平的盛況歸功於忽必烈傾心聽取漢族儒士的諫言，有一定道理。
四、結語
元世祖忽必烈作為元朝的開創者，在潛邸時期就任用漢人儒士治理邢州、陝西等地，使生產得到不同程度的恢復，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其後在與阿里不哥爭奪汗位的過程中，忽必烈聽取許衡、劉秉忠等漢人儒士的建議，在政治上銳意改革，採用中原王朝的治國方略，維持政權穩定，為戰爭創造良好的政治環境。
在軍事上聽取汪良臣、廉希憲（雖不是漢人，但受到中原文明的深刻影響）等人的建議，最終打敗以阿里不哥為首的蒙古勳貴集團。爭奪汗位戰爭的勝利對忽必烈定都北京和堅定不移地實行「漢法」，任用漢人儒士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其後滅南宋統一中國的過程中，忽必烈在軍事戰略上聽取劉整、董文炳等人的建議攻克襄陽，渡過長江，直導臨安，最終滅亡南宋。南宋滅亡後，元朝對南人儒士採取了優待政策，一定程度上減少了南人對異族統治的排斥，對元初社會的穩定起到重要作用。
蒙古人作為北方遊牧民族入主中原，建立政權，形成胡漢混合的二元體制，在先前的歷史中不乏先例，如遼、金，因此歷史的經驗給予元朝統治者和漢人儒士雙重的影響。面對文明先進、人數眾多的漢人，特別是以漢人儒士為代表的精英階層，如何將之收為己用成為元朝的開創者忽必烈思考的必然問題。同時漢人儒士面對政治環境的轉變和文化的雙重危機，並不是手足無措，相反他們有充足的歷史經驗，應對元朝的統治政策，那就是無論王朝如何更替，中國的文化脈絡不能中斷。
「中原文明在蒙元時代雖經歷空前嚴峻的考驗，卻能浴火重生，而且並未偏離原有的發展主線。
文化可以超越民族或族群界限，傳承其優秀和精華的部分，使之可能成為不同種族的共同財富。具體到儒家思想同樣可以超越族群，可以在調節民族關係、變通政權或集團政策上施加自身的影響。」在此我們不得不承認和感嘆以儒家文化為代表的中國文化的調節能力和強大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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